被嫌弃的我的前半生

　　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一直是一名好学生了。从班级前三，到稳坐第一，然后是年级前十，最后是全校第一。可是，突然学习好起来不是因为我脑子开窍了，而是因为一场期末考试。

　　此前，我对考试没有多么深刻的记忆，成绩中等偏上，学习谈不上多么用功。那场期末考试，我排名第15位。在一个80人的庞大班级里，这个成绩使我自我感觉良好也是说得过去的。放学后，我向妈妈汇报成绩，她的反应却泼了我一盆冷水：“考成这样还高兴呢？”语气很硬，像房檐下还未消融的冰凌。15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北方冬天刚刚擦黑的傍晚，妈妈在前面走着，不牵我的手，没有跟我多讲一句话。县城的街道坑坑洼洼，我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踉踉跄跄。隐约中，我明白这是一场沉默的惩罚。我内心委屈，也无人倾诉，只是暗下决心：下次考第一就不會被妈妈讨厌了吧。有人说，中国的学校教育有利于女生，她们比男孩子更有耐心，肯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反复背诵、练习。其实，我们的耐心大多是为父母的意志所迫，女生只是更不敢反抗父母吧。成绩是我取悦母亲的资本，我活在如果不努力、不优秀，就不值得被爱的恐惧中。

　　妈妈出生于普通农家，兄弟姐妹6个，她靠着勤奋好学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端上了人民教师的铁饭碗。我出生那年，妈妈才21岁。身世背景加上年轻气盛，使她养成了不服输的要强个性，就连跟我爸吵架她都要争个上风。她就像自己教的数学，充满了几何的棱角分明和线条的理性直接。她用毛笔书写“拼搏”，贴在我的卧室床头，白纸黑墨，没有装裱，赫然可见。中学宿舍卧谈会时，大家聊起父母唤自己的小名。有人叫宝贝，有人叫丫头，我当时很紧张，担心被人问到，因为我从未被这样亲昵地唤过，妈妈总是直呼我的名字。多年后，我对着蹒跚走路的小表妹一遍遍地叫着“妞妞”，咀嚼着那错过的宠溺。

　　中考第一场语文，是我的优势科目，然而劣质钢笔出墨太多，卷面有点脏。我一出考场就冲着妈妈哭哭啼啼，想借客观原因事先为自己也许不理想的成绩找台阶。妈妈试了试钢笔，柔声安慰说：“不严重的，别哭了，还有接下来的考试呢。”那两天我被“伺候”得很周到，场场车接车送，顿顿营养美味。考完最后一门，窗外雨过天晴，街道上的合欢树被夏雨洗刷后，一片新绿盎然，粉色的合欢花在枝头摇曳，空气清清爽爽，人也跟着舒畅起来。走出校门，到处都是迎接考生的家长，我朝妈妈前几次接送我时站立的地方走去，可是，妈妈不在那里。我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还是没有看见。半个小时后，我决定回家等她。谁知道妈妈就在家里，见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继续埋头擦着厨房的油垢。我感到莫名其妙：下午送我进考场时还眉眼和善，现在这是怎么了？我气不过，问：“别人的爸妈都来接，你怎么不来？”她突然挥起手中的铲刀，冲我喊：“你给我出去！考个试，什么钢笔水多了少了，就你毛病多！要不是害怕影响下面几场考试，头天中午就想教训你了。”我待在原地，才知道她暴怒竟然是因为我前一天耍的小脾气。原来，除了冷暴力，妈妈还擅长“秋后算账”。她愤怒的脸庞上，低垂的三角眼斜斜瞪着我，嘴角紧抿，仿佛下一刻忍不住就要蹦出更伤人的话语。我霎时觉得自己像一只垃圾袋，被人用完便捏着鼻子丢到远处。

　　我觉得妈妈更陌生了，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得到她的爱。以前我以为，只要用功学习，她就会喜欢我。虽然妈妈会在我做错题时“头爆栗子”，可每日陪我灯下温书时，她身上的气息使我安心。现在，我不敢撒娇、不敢耍小性子，除了做好学生，我还要当个乖孩子，令行禁止、不越雷池一步。其实，我哪知道雷池的边缘在哪里呢？只是模糊认定了一条规矩——听话，不要吵闹，不表现真实情绪。渐渐地，我便得心应手，口中说的不是我心中想的，心中想的不在我面上流露。心理咨询协会的一位辅导员是我的知心大姐，她坦言，接触我时，“看似亲切，但不知道实际在想什么”。我想我是伪装太久，面具连着血肉长了。

　　因为成绩优异，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那是我真正以一个居住者而非观光者的身份进入这座城市。陌生的省城繁华、热闹、人声鼎沸，我充满好奇，也自信能快速适应它，坚信未来充满无数的可能性。新生报到时，妈妈的一位老同学招待我们，她看着我，对妈妈说：“这孩子一看就不是城里人，不过没事儿，以后多跟同学玩，就会穿衣打扮了。”那时，我的衣服都是妈妈在搭着遮阳布的路边摊上买的，我脸上擦着2块钱的面霜，身高不足1.6米，体重却将近60公斤。与省城的女生相比，我的确是煞风景的存在。可是，这位阿姨的“善意”提醒使我无地自容，我希望妈妈帮我解围，哪怕嘴硬逞强，顶回一句：“可我闺女上的是这里的尖子班，谁知道她们是不是走后门才考上的呢。”可妈妈似乎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是的，就是那种被人戳中痛点的干笑。原来，我成绩优秀、性格乖顺，都敌不过阿姨的一句“土气”。欢乐的记忆很难长久，唯有羞耻永记心间。长大后我自食其力，箱包、服饰、化妆品，一律买专柜品牌，我用一身行头为自己加持，因为这是我对抗外界评价的最正确选项。

　　外人眼中的我，工作光鲜，举止得体。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为迎合妈妈，努力把自己镶嵌进她理想的模板。我为了她用功学习，虽然我因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为了她乖巧懂事，虽然这使我获得了“宜室宜家”的夸赞；我为了她讲究仪容，虽然我也从中获利不少。我懂得妈妈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发现如今这个结果还不错。可是，一路走来，促使我更美、更好的原驱动力不是妈妈的爱，而是她的冷暴力、“秋后算账”和尴尬的笑。成绩、工作、性格于我，就是一套时刻披挂的铠甲，它们冰冷沉重，我却没有胆量卸下，以肉身拥抱世界。我患得患失，自相矛盾，有着双重人格——既渴望无条件的爱，又不习惯亲密接触。

　　后来，我学习心理咨询，读了很多书，渐渐接纳了自己，懂得怎样表达情绪。我知道原生家庭的基因已在我的生命里扎根蔓延，一辈子都无法剔除。家更伤人，是因为我们在乎。我希望将来自己的宝贝不再有这些恐惧，我希望用彼此相通的爱的语言，构筑温暖的家。所以我跟自己达成和解，不再当一个渴求爱和承认的“巨婴”，不再拼命地迎合或徒劳地对抗，我选择了接纳和沟通。也许我也会用爱的名义要求下一代，教育他（她）学知识、懂礼数，但绝不再简单粗暴地打骂，忽视孩子的感受。

　　妈妈退休赋闲后，养花跳舞，性格也和善了很多。前不久她去桂林旅游，寄来一箱特产。我在微信上发给她一个笑脸，她回复一句：“看到你高兴，我也笑了。”这句话真肉麻，可我喜欢得不得了。

　　（丁香清幽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