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5月24日下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杨绛先生,没想到这竟是与老人的最后一面。
保姆小吴见我走近病床,便趴在杨先生的耳边说:“吴阿姨来了!”久久闭目养神的杨先生,此刻竟睁大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嘴角微微上翘,似有笑意,居然还点了点头。随后她轻轻地嘟囔了一句,隔着氧气面罩,听不大清楚,意思应该是:“我都嘱咐过了……”我从未见过杨先生如此虚弱,心中酸楚,强忍住几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回答说:“您放心!好好休息。”杨先生已没有气力再说什么,以眼神表示会意,随即又闭上了双眼。据一直守候在杨先生身旁悉心照顾的保姆和护工说,此后到“走”,杨先生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内科主任及主管大夫请我们到会议室,向我们介绍了杨先生的病情,说她目前已极度虚弱,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我还是那句话:“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这是杨绛先生反复交代过的,她愿最后走得平静,不折腾,也不浪费医疗资源。
杨绛先生在遗嘱中交代,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讣告在遗体火化后公布。对于杨绛先生这样一位深为读者喜爱的作家、一位大众关心的名人,如此执行遗嘱难度很大,首先媒体这一关就不好过。幸亏周晓红同志和我,作为杨绛先生的遗嘱执行人,在杨先生病势危重之际,已将杨先生丧事从简的嘱托报告给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恳请知会有关单位打破惯例,遵照杨先生的意愿,丧事从简办理。后来丧事办理顺利,一如杨先生所愿。
从讣告看,杨绛先生生前对身后所有重要事项,已一一安排妥帖。与众不同的是,这一讣告居然经杨先生本人看过,并交代遗嘱执行人,讣告要待她的遗体火化后方可公布。
杨先生那种“向死而生”的坦然,以及在安排身后事时的睿智、周到、理性,都使我感到吃惊和钦佩。
二
杨先生自嘲当了10多年的“未亡人”和“钱(锺书)办(公室)”光杆司令,已又老又病又累,可是她無论读书、写作、处事怎样忙个不停,永远都那么有条有理,从容不迫。
同住南沙沟小区的老人一批批走了,杨先生也等着动身。只是她一边干活儿一边等,不让时光白白流逝。
为保持脚力,她每天“下楼走走”的步数,从2008年的7000步渐减为5000步、3000步,由健步走变成慢慢一步步走;哪怕不再下楼,退到屋里也“鱼游千里”,坚持走步,不偷懒。
日复一日的“八段锦”早课,2016年春她因病住院才停做。“十趾抓地”还能站稳;“两手托天”仍有顶天立地之感;“摇头摆尾”勉强蹲下;“两手攀足”做不到就弯弯腰;“两手按地”则只能做到离地两三寸了。
练毛笔字,尽量像老师指导的那样,“指实、掌虚、腕灵、肘松、力透纸背”,少有间断。只是习字时间,已由原来的每天90分钟逐渐缩减为60、30、20分钟,直到后来无力悬腕握笔。
杨先生这个“钱办”司令真是当得十分辛苦,成绩也斐然可观。
《钱锺书集》出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出了,《钱锺书英文文集》出了,《围城》汉英对照本出了,尤令人惊讶的是,包括《容安馆札记》(3巨册)、《中文笔记》(20巨册)、《外文笔记》(48巨册)在内皇皇71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竟于杨先生生前全部出齐。很难想象,杨先生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以上每部作品,不论中英文,杨先生都亲自作序,寄予深情。
杨先生在忙活钱著出版的同时,不忘自己一向爱好的翻译和写作事业。她怀着丧夫失女的巨大悲痛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投入全部心神而忘记自我。
三
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躲避名利,晚年依旧。我印象较深的,就有三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杨绛先生荣誉学部委员,她没去领受荣誉证书,讣告中也没让写这一头衔。
2013年9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函告杨先生,称她已成为第二届“中华文艺奖”获奖候选人,请她修订组委会草拟的个人简历,并提供两张近照。杨先生的答复是:“自揣没有资格。谢谢。”
2014年4月,钱、杨二位先生曾就读的英国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女士来函称,在艾克塞特学院建立700周年之际,该院以推选杰出校友为荣誉院士的方式纪念院庆,恭喜杨绛先生当选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荣誉院士,特此祝贺。
杨绛先生不使用电脑,便口授大意,要我代复电邮:
尊敬的Frances Cairncross女士:
我很高兴收到您4月25日的来信。首先,我代表我已去世的丈夫钱锺书和我本人,对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建立70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很荣幸也很感谢艾克塞特学院授予我荣誉院士,但我只是曾在贵院上课的一名旁听生,对此殊荣,实不敢当,故我不能接受。
杨 绛
Frances Cairncross院长生怕杨绛先生误解艾克塞特学院授予她荣誉院士,系因她是钱锺书先生的遗孀,因而再三解释:
1.杨绛自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事实上如果她接受这一荣誉,将有助于在欧洲弘扬她的学术成就。
2.她对塞万提斯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我院设有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语言和文学讲座,现任阿方索十三世讲座教授埃德温·威廉逊也是一位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他本人对杨绛女士在此领域的研究也深感兴趣。
3.目前,我院还没有女性学者获此殊荣。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女院长之一,我对此深表遗憾,这也是我热切希望她能接受此荣誉的原因之一。
我将Frances Cairncross院长托付的话,详细转达杨先生,并将她的电邮打印出来送杨先生亲自阅看。然而杨先生再次辞谢,她说:“我仍不得不坦诚直告尊敬的阁下,我如今103岁,已走在人生边缘的边缘,读书自娱,心静如水,只求每天有一点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过好每一天。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等,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所以很抱歉,虽然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深情厚谊,但我仍不得不辞谢贵院授予我荣誉院士的荣誉,敬求你们原谅和理解。”
四
2014年9月,杨先生将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字画,还有钱锺书先生密密麻麻批注了的那本《韦氏大词典》,全部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移交时,周晓红和我在场,杨先生指着起居室里挂着的字画条幅,笑说:“这几幅虽然已登记在捐赠清单上,先留在这儿挂挂,等我去世以后再拿走,怎么样?免得四壁空荡荡的,不习惯也不好看。”
遗嘱已经公证,书籍、手稿等重要物品的归属,也都做了交代。所收受的贵重的生日礼物,杨先生要我们在她身后归还送礼的人。其他许多物件,一一贴上她亲笔所书送还谁谁谁的小条。为保护自己及他人的隐私,她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的来信,仅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少部分。
杨先生分送各种旧物给至亲及好友留念。有文房四宝、书籍墨宝,也有小古玩器物等。我得到的是一本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8年版的《英詩荟萃》,杨先生在此书的最后一页写道:“学昭妹存览 绛姐赠”。我惊诧于杨先生的神奇:我从未跟她提及我喜读中英旧诗,她竟对我与她有此同好了然于心。我深知这本小书有多珍贵,它曾为先生全家的“最爱”,原已传给钱瑗,钱瑗去世后,杨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枕边,夜不成寐时就打开来翻阅,思绪萦怀,伴她入梦。许多页面,留有她勾勾画画的痕迹。我得到的另一件珍贵赠物,是一叠杨先生抄录于风狂雨骤的丙午、丁未年(1966、1967年)的唐诗宋词,都是些她最喜欢的诗词。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文革’时抄此,入厕所偷读。”
杨绛先生表面看似理性、清冷,其实她是很多情的。她一向把读者当成朋友,把理解她作品的读者视为知己。她存有许多对她作品反应的剪报。她拆阅每一封读者来信,重视他们的批评建议。她对中学语文教师对她作品的分析,发出会心的微笑。孩子们听说她跌了跤,便寄来膏药,让她贴。许多自称“铁粉”的孩子,是由教科书里的《老王》开始阅读杨绛作品的。有个小青年因为喜爱杨先生的作品,每年2月14日,都给她送来一大捧花;后来他出国留学去了,还嘱托他的同学好友代他继续送花,被杨先生戏称为她的“小情人”。前些年,她还常与读者通信。她鼓励失恋的小伙振作,告诉他:爱,可以重来。她劝说一个癌症患者切勿轻生,要坚强面对,告诉他忧患孕育智慧,病痛也可磨炼人格。她给人汇款寄物,周济陷于困境的读者而不署名……
2016年的春节,杨先生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大年初一,我去协和医院探视,跟先生聊聊家常。末了杨先生又交代几件后事。我心悲痛,不免戚戚;杨先生却幽幽地说,她走人,那是回家。
(张晓玛摘自《文汇报》2016年12月9日,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