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伤痕与印记

　　媒体的疲劳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几个大国针对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取得了较大胜利，同时平民遭受的困苦与伤亡也在增加，难民问题也远远谈不上解决。国内外新闻界对此有所报道，不过很难把这一拖延多年的战事作为头条新闻持续报道下去。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1990—1991年）以来，中东民众的苦难从未停息。那里绵延不断的军事冲突背景复杂而多元。“反恐”当然是赋予其中很多行动合法性的理由，但是这并未缓解那里民众的战争苦难。在西方话语里面对此有一个很冷漠的表述：对敌军事行动“间接触发的损伤”。在今天的中东地区，这样的“损伤”每天都在发生。

　　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支持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官兵的死亡人数在2万到3.5万之间，平民直接死于战火的人数在3500人左右，间接因为战争导致的医疗和其他困难而死亡的平民在10万人左右。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战争中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仅有400余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还是死于己方火力的误伤。尽管如此，受贫铀弹使用、高强度辐射和有毒气体等多种原因影响，美军仍有20多万参战人员在这场现代化战争中罹患后果严重的慢性疾病，即所谓的“海湾战争综合征”。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种豪迈只是文人笔下的诗句，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或在后方医院亲眼见到过死伤参战人员身体的医护人员，才可能知道战争的残酷。当真正面对宝剑砍下的头颅，或者燃烧弹肆虐后的战壕时，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绝不会有写诗的余兴。

　　维拉·布里顿（1893—1970年）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其成名作是带有自传和社会史双重性质的《青春见证》（1933年），书中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和她的未婚夫罗兰、弟弟爱德华等人的生活和遭遇。罗兰、爱德华以及他们的两位好友都出身于所谓的“中产阶级”，是贵族学校同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军训，担任英军的低级军官。先后战死的这四位青年，仅仅是一战时大批丧生的社会精英和民众当中的几颗沙粒。所有在硝烟中逝去的生命都在他们的父母和爱人心灵上留下了惨痛的空洞。维拉在前言里解释了她撰写此书的动机：这些文字把正在被人们淡忘的黑暗痛苦激活了。但这不是她的意图，她写作的意图是让过着和平生活的人们拒绝“太轻易、太舒适的忘却”。这种被和平麻醉的忘却往往会导致“历史上最让人悲痛的悲剧重演”。她希望用她的作品能提醒人们，战争是现代社会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在她写下这些文字之后的第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在牛津大学，维拉最终主修的专业是历史。回顾一战历史，她批评苛刻对待战败国的《凡尔赛和约》。她反对英国空军在二战中对平民居住地区进行“饱和轰炸”，并终生坚持和平反战立场。她在一战期间长期担任战地医院护士，照看过英军伤兵和被俘的德军伤兵，亲历了不可言说的战争的残酷。而在战争爆发的初期，正如她在自传里所记载的，她完全被社会上仇视敌国的情绪裹挟，尤其痴迷于贵族学校所培养的帝国主义尚武精神，积极鼓励和支持未满服役年龄的弟弟志愿参军。1917年12月，在维拉的弟弟爱德华阵亡的半年之前，他写信给母亲说：“我下次回家以后，一定会让您在说晚安的时候吻我，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以前就是个愚笨的少年，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不能再让妈妈吻我。我其实是太年少，不懂得您的爱。”

　　维拉及其家庭在战争中遭受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她的回应不是仇恨，而是宽恕和对话。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1935年版的《青春见证》。北大图书馆有很多这样的老书，背后的借阅卡片口袋上还印着繁体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卡片上记录着该书从1935年到1941年多次被借阅的情况。“珍珠港事件”之后，燕大被日本人关闭。直到20世纪70年代，此书才有了借阅记录。

　　戰争伤痕和历史印迹就这样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收藏的一本书上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立 春摘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11月6日，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