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总想攀高枝拿莫言说事,但因为实在太巧了,不得不说,不得不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讲了许多故事,妈妈的故事、姑姑的故事、单干户“蓝脸”的故事、同学没哭的故事和自己告状的故事……最后讲的是他爷爷给他讲的故事:为逃避一场暴风雨,外出打工的八个泥瓦匠躲进一座破庙。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在庙外炸响,火球一个接一个在门外滚动,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其中一个人开口说:“我们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谁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既然没人出去,那么就让我们朝门口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谁就必须出去接受惩罚。”大家照做了,结果,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门去,于是大家把不愿意出去的他扔出了庙门。而就在那一瞬间,破庙轰然倒塌。不用说,庙里的七个人死了,活下来的只有那个被扔出庙的人。
读完莫言爷爷给莫言讲的这个故事,我倏然记起我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条船在湖上航行时,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剧烈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眼看就要沉没。众人惊慌失措之际,但见湖心出现一把壶、一只手、一个盅——壶、手、盅。于是船老大高声喊道:“船上有叫胡守忠的吗?”有人应道:“我叫胡守忠。”船老大指着湖心的壶、手、盅说:“天意如此,莫怪我等无情。”说罢让大家把胡守忠扔下水去。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大浪打上船来,船整个翻了。不用说,除了胡守忠,船上其他人全部葬身湖底。
显然,除了人物和背景,两个故事的情节和主题如出一辙,就好像两位爷爷商量过似的。莫言听他爷爷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时候大约刚上初一。上初一的我也听明白了:满船人里边,只有胡守忠一个好人,其他人全是坏蛋——天要惩罚的肯定是坏蛋。所以自己要当好人,不当坏蛋,并且要跟坏蛋做斗争!
此后不到一年,“文革”风暴刮来了。又过两年,我初中“毕业”回乡了,作为回乡知青在务农过程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第一堂课就是参加生产队贫下中农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大会。长长的大筒屋子,南北两铺大炕,贫下中农盘腿坐在炕上,爷爷对着一个大电灯泡站在地中央,胸前挂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毛笔字“打倒地主还乡团团长林忠显”,名字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政治队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贫协主任开第一炮。有人按爷爷的头,叫他低头认罪。爷爷不肯低,按一下,挺一下;挺一下,按一下。这么着,住在我家后院的一个县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忽然举起拳头高呼,要打倒我爷爷,大家就跟着喊。我躲在大人背后,没举拳,也没喊。大家一连喊了三四遍,最后喊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由得,我想起爷爷讲的那个故事——大家要把一个人扔下水了,船要翻了不成?
爷爷当然不是“地主还乡团团长”,后来事情不了了之,爷爷除了被勒令去公社所在的小镇扫了一冬天雪,倒也没受更多的惩罚,但这件事对自尊心极强的爷爷造成了不一般的伤害。据我所知,爷爷至死都没饶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批斗过他并且欺负他的孙子,甚至不让他的孙子吹笛子的贫协主任,一个是带头喊打倒他的后院那个高中生。“前后院住着,平时一口一个林大爷,怎么就忽然喊打倒我了呢?喊得出口吗?小子忒不像话!”这意味着,于1993年去世的爷爷至死都没能理解“文革”。
话说回来,莫言的爷爷和我的爷爷对作为孙子的他和我讲这个故事倒也罢了,其用意也不难明白。可莫言为什么要在瑞典文学院那么庄严郑重的场合中讲这个故事呢?就个人而言,无论如何他都不是被扔出去的人——尽管得奖后“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相反,他是被选中穿上燕尾服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故事都是隐喻。那么,莫言借此隐喻什么呢?人性的弱点?多数人的暴政或集体无意识?天理昭昭、天意的公正?抑或以公正、公众的名义排除异己的结果?有一点可以断定,莫言作为讲故事和会讲故事的人,在那样的场合是不会随便讲故事的。
(作者:林少华 来源:《齐鲁晚报》2013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