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正义的成本核算

　　潘金莲与西门庆在王婆的策划下杀死武大郎后，最大的威胁，是武松。所以，善后工作的关键是，要使武松回来后相信武大郎是病死的，即使怀疑，也查不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事情做得不知不觉，瞒住所有人。

　　而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此前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通奸一事在紫石街已是传得沸沸扬扬，武大郎捉奸被西门庆踢伤也是人人皆知。如果此时武大郎蹊跷死了，根本无法控制别人往谋杀上去联想。既然不能瞒住所有人，那就换一个思路：封住所有人的口。其实，王婆在给潘金莲和西门庆出这个杀人的主意时，她的前提就是对封住所有人的口有信心。

　　要知道，王婆是一个深通人性并特别善加利用的人。这在前面她算计西门庆、套牢潘金莲时我们就已经见识了。

　　果然，在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第二天早晨，虽然邻舍坊厢来吊问时，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却不但不敢质疑潘金莲，反而都装糊涂，用人情话安慰潘金莲，然后——各自散了！这一切都在王婆的意料之中。但她还担心一个人，那就是阳谷县殡葬协会的会长——团头何九叔。

　　因为何九叔是入殓师，承担着相当于今天法医的职责，他要对一个非正常死亡的人出具相关证明，并为此负责——至少，武松回来，一定会找到他了解情况。这种责任会让他不得不较真。这正是王婆担心的。

　　但是，西门庆不担心，他只用十两银子就搞定了何九叔。其实，何九叔不是贪十两银子，他是怕西门庆。西门庆只是用这十两银子暗示何九叔：这事是我的事。你要是不明白这个事，你就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

　　为什么何九叔那么怕西门庆呢？两个原因：西门庆是个刁徒，西门庆把持着官府。

　　在封建社会，普通百姓最怕的就是两种人：流氓和贪官。

　　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碰到的不就是流氓张驴儿和贪官桃杌吗？不就是这两种人把窦娥送上了断头台吗？读《水浒传》，常常让人联想到元杂剧。二者产生于相近的时代，同一个社会。

　　何九叔一验尸就断定：武大郎定是中毒身亡。何九叔大叫一声，往后便倒。王婆便道：“这是中了恶，快将水来！”喷了两口，何九叔渐渐地动转，有些苏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会。”

　　在家里，他悄悄告诉老婆：“武大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做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于是，急中生智，假装中邪，昏迷过去。老婆便道：“如今这事有甚难处。只使火家自去殓了，就问他几时出丧。你到临时，只做去送丧，张人错眼，拿了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着，便是个老大证见。他若回来不问时，便罢。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做一碗饭却不好？”

　　可怜的武大郎，他的性命就做了何九叔夫妻的一碗饭了！

　　当人们主持正义却要冒砸了饭碗的风险时，人们往往选择饭碗而丢弃正义。对利害的考虑总是压过是非的判断，这是一般人性。

　　像何九叔这样的普通小民，心中是有是非、有良知的，但是，假如他们得不到保护，独自主持正义的成本太高，高到他们无法承受，他们只能选择沉默，并且，在沉默中成为罪行和恶人的同谋。

　　在非公民社会，大多数情况下，普通的芸芸众生既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更不具备保护他人、维护正义的能力。邪恶肆虐之时，普通人就是鲁迅先生所沉痛揭示的两种人：被糟践的示众材料和沉默不语的看客。

　　何九叔明明知道武大郎是被毒死的，但是，他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做沉默的看客。

　　假如没有武松，或武松永不回来，或回来后不去威逼他说出实情，他就会永远沉默，让无辜者冤沉大海！

　　其实，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沉默，我们本来无须英雄。我们可以自己救自己。

　　英雄爆发的时候，正是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英雄挺身而出的时候，正是大众不敢出头的时候。因此，有“水浒”式英雄的时代，一定不是一个好时代。孽生和需要英雄侠客的世道，也一定不是一个好世道。在委屈和凌辱中只会巴望英雄侠客出手的人，一定是个懦夫。

　　问题是：是什么把人民变成了懦夫？

　　答案是：成本核算。当一个人为了主持正义，却不得不付出不该付出的代价时，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就变成了懦夫。

（作者：鲍鹏山 来源：《中国周刊》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