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了推广台北故宫,出资请著名导演侯孝贤为其拍电影,这样就有了侯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虽然片长只有55分钟,但侯孝贤用了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还亲自担任解说配音,足见台北故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他没有以惯常的拍摄手法展示名家名作,而是在浩如烟海的故宫藏品中,选取了三件乾隆时期无名工匠的作品,并围绕着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刻画和丰富的联想。
在侯导演心目中,乾隆这位盛世皇帝也是最有品位的皇帝。偏好奇巧工艺的乾隆,眼光很高,很难有作品能入其目。这反而成了一种推力,令工匠们将技艺发挥到极致。而正是这些无名工匠的不朽作品,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盛世中国的荣景。
如此复杂而独特的视角,直接反映了侯导演的文化史观:“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手工技艺的历史。”所以,他在影片中反复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那句名言:“技艺,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
很显然,侯孝贤认为,中国的古人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这句话的佐证。而在这位法国人类学家的故乡,直到现在都还不断有人在为这句名言刻下注脚。
在距巴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村庄里,住着一位75岁的乡下老太太,她独自一人过着种草养马的田园生活。然而,每年时装发布季前夕,香奈儿公司都会派专人送来布料,请她为高级定制礼服制作织带。这位老太太有一手做手工织带的绝活,是她自己摸索出的独特工艺。当年,可可·香奈儿见到她的手艺后,就指定由她来制作织带,并成为该品牌的传统延续至今。
她所做的织带,就连卡尔·拉格菲尔德(香奈儿现任首席设计师)也不知道是怎么织出来的。老太太也从没见过卡尔设计的服装款式,她只要看到送来的面料,就知道该把织带做成什么样子。她会先把面料拆散,把不同颜色的经纬线分别抽出,再重新组合,最后用她自己发明的一种木头织机,做出独一无二的织带。
每当卡尔的裁缝们打开送来的织带时,他们都会由衷地发出满意的惊叹。一眼看去,这从服装面料中衍生出的织带,就像是面料生出的漂亮女儿,与那件优雅的礼服摆在一起,既有一目了然的血缘关系,又有另一个新生命的迷人风采。
你完全无法想象,这份沉静而浪漫的美,竟然出自一位因长年从事粗重劳动而指节变形、身材佝偻的乡下老妇之手。令我好奇的是,这位终日割草喂马、衣着俭朴、物欲低下的老人,究竟是如何与卡尔心灵相通,感受到设计师脑海中的那些优雅线条的?每当夜阑人静之时,孤独的老人埋首于老旧的木头织机,彼时彼刻,她的思绪是已飞到巴黎那流光溢彩的伸展台上,还是驰骋在乡间的自然美景中?
也许一切并没有那么复杂。毕竟老太太从1947年就开始从事手工织带技艺,迄今已有60多年。或许对织物的敏感早已融入了她的血液中,借助面料的质感和花纹,她就能与那未曾谋面的造型之美瞬间达成沟通。这让我想起在非常重视手工技艺的日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技艺的心”,说的就是这种境界吧。正如侯孝贤为纪录片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之所以喜欢手工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美感来源就是在这历史久远的技艺中逐渐形成的。”可在我看来,这历史久远的技艺似乎已经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
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周边县市,几乎都是生产服装辅料的重镇,我也时常前去采购。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一间挨一间的辅料行,成捆成捆的织带随便地堆在门口的人行道上,便宜的几毛钱一米,贵的也不过一两元钱。你包包上的彩条、外套上的滚边、内衣上的吊带,也许都来自这些南方小镇。
虽然我很少用到织带,但每次路过那里,我总忍不住要走过去摸一摸那些手感粗硬的机械织带。看着那搭配艳俗的彩条和千篇一律的化纤质感,不知怎的,我总是会想起法国的织带老太太。我特别想知道,香奈儿公司每次会付给她多少钱?想必是一个让中国的织带商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毕竟,她做的织带是用在二十几万元一套的衣服上,而我们的织带则是用在十几元一个的包包上;她做几条织带就要用上两个星期,而我们的织带则是高速织机以每秒几米的速度吐出来的。
同样是小镇里的人,创造财富的方式却是那么不同,而使用财富的方式则更加迥然有别。我们这里靠着廉价的织带,已经把静谧的乡村变成了热闹的城镇,喧嚣嘈杂、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时有“奔驰”“宝马”呼啸而过。而法国老太太的顶级手工,却从未让她离开那住了一辈子的乡下小屋。即便在名流云集的时装发布会现场,作为贵宾被邀请到场时,她也仍时刻挂念着她的马驹。
逐渐富裕的我们,也逐渐失去了手工技艺的传统,现在只能借助把赏古玩来想象祖先们那技艺超凡的身影。不知何时,“技艺的心”已离我们远去。文化的传承究竟是如何被切断的?面对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另一句名言,并以此来结束本文:
“刹那间捕捉到的文化特质,最能代表该文化的深层意识。”
(纹章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奢侈态度》一书,刘宏图)
(作者:王迩淞 来源:《读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