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五千户里的中国

　　什么才是中国的真实样貌？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上海浦东新区一个9岁的女孩正在舞蹈班学习民族舞，同时还要挤出时间参加各种暑期夏令营；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一个男孩“业余活动只是在操场上踢球、玩耍，周末和寒暑假就在家自己做作业学习，帮家长干些家务”；河南的一个少女，则因为家里房屋倒塌需要借钱盖新房，自己选择了辍学去打工。
　　陕西省渭南市，一户只有两位老人留守的家庭里，除了患有关节炎的老大爷会去专科医院开一些治疗药物外，夫妻俩有病都在附近的小诊所开药，包括治关节炎的药物，并得尽量保证在医保报销范围以内，从来不敢使用进口特效药。上海市闸北区的两位退休老人，患高血压的老太太每两周一次的常规检查和拿药，都要到附近的三甲医院，因为“不太相信小医院，去大医院放心”。
　　这些见闻，来自同一批人。他们从北京大学出发，试图描绘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中国。从2010年开始，今年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奔赴全国各地。
　　调查问卷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家庭是这幅关于中国图画的基本像素。依托“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项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中选取了大约15000户家庭，展开追踪调查，每两年记录下所有成员的收入、支出、教育、医疗的详细状况，还会记录下他们的婚姻、认知甚至情绪的变化。
　　“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这里有15000户家庭的轨迹，也是其中5万个个人的发展轨迹。”该项目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用这15000户家庭为中国画像。”
　　7月25日，在北大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项目推出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基于2012年的调查数据，第一次将目光聚焦于与财富相关的问题。

家庭财产的增长，至少有一半归功于房产增值

　　一组数字首先勾勒出画像的轮廓。
　　在上一次调查结束的2012年，我国的私人财产总存量达到188.4兆元——在数字4后面还挂着11个零。平均下来，每个家庭拥有43.9万元的净财产。2010年，这个数字还只有37.5万。
　　这并不是唯一一幅画像。事实上，关于国民财富，由于估算方法不同，得出的数据相差颇大。西南财经大学组织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得出，2011年中国家庭净财产平均为113万元，而根据瑞信研究院的《全球财富数据报告2012》，中国在当年的私人财产总存量为20.2兆美元——前者远高于北大的调查，后者则略低。
　　可以确定的是，房产是其中的重头。北大的调查显示，从2010年第一次全国性调查开始到2012年，家庭财产的增长，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房产的增值。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家庭中，房产占到家庭财产的80%，而在农村，这个比例为60%。
　　2012年的农村，收入最高的前5%的家庭平均年收入高达27000元，处在另一极的5%则只有900元。而在城镇，5%最富裕的家庭平均年收入是5%最贫穷家庭的35倍。
　　大部分家庭都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那些中高收入的家庭变富的程度，要远远高于低收入家庭。在城镇，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全国188.4兆元的私人财产中，1/3的财产被位于顶端1%的家庭占有，而最贫困的1/4的家庭，只占有这些财产的1.2%。如果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党政机关、军队、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工作，那么一般而言，这个家庭的财产水平和增长幅度要高于其他家庭。
　　平均来说，一个有体制内成员的家庭的财产可以达到67.4万元，完全“体制外”的家庭的财产则为37.2万元。从2010年到2012年，体制内家庭财产实现增长的比例为71%，高出体制外家庭5个百分点，增长幅度也要领先后者6个百分点。

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降低，财产不平等可能会增加

　　这幅数字构成的中国画像公布后，收入和财产的分化成了最受人关注的一个特征。
　　根据2012年的调查数据，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73，按家庭纯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9。
　　谢宇表示，0.73的基尼系数反映的是家庭净财产的差距，与收入水平相比，财产的分布本来就更加不平均。从长远来讲，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降低，财产不平等可能会增加。
　　2012年，全国87.4%的家庭拥有住房产权。住在上海的家庭拥有房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73.2%的家庭拥有；但是在河南和甘肃，拥有房子是一个家庭不算遥远的梦想，分别有92.7%和95.8%的家庭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有房一族中，14%的家庭住房困难——老少三代同住一室，或者让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还有的要晚上把床架起来，白天再拆掉。但是就平均而言，每个家庭有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且每10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拥有两套或更多的房产。
　　河北衡水的一位农民，为了给儿子娶媳妇，花光一辈子的积蓄盖了一幢新房，还背负了六七万元的债务。但他没有为此忧愁，“怎么也得这个数，都一样”。
　　“中国其实有一个巨大的谜题，就是这些年的收入增长很快，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其实在下降。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调查能够回答。”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张晓波说。
　　一些答案从问卷中浮现出来。根据调查，在居民的感受中，贫富差距被认为是最为严重的民生问题，而政府廉政问题与就业问题紧随其后。总体而言，这些问题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要高于老年人，对于城镇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农村居民。
　　在一个满分为5分的量表中，42.2%的16岁以上人口选择用3分来标示自己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

一个上海女孩一年的教育花费相当于7个甘肃男孩

　　当上海的一名访员进入那个让9岁女儿参加舞蹈班的家庭时，一家三口刚吃过晚饭在看电视。得知要了解他们对女儿的教育投入时，夫妻俩拿出一个略显陈旧的本子，上面记着孩子出生以来的所有花费。
　　孩子如今上小学三年级，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学习舞蹈，每年寒暑假各90个学时，总共花费3000元；在幼儿园时的学费和伙食费每年要花去4560元；上小学以后每年要交1500元的校服费，还要另外花费2500元为孩子购买课外读物和书包、笔等学习用品和电子产品。当然，学习舞蹈所需的服装必不可少，每年这方面的花费大约为4000元。
　　那个课外只能在操场上踢球玩耍的甘肃定西男孩，每学期需要交200元的住宿费，伙食费每月150元，一年大概有100元花在买书上，“通常是好几个孩子合伙买一套辅导书，大家轮流看”。总体花销，一年大概是1470元。
　　“我们以前看教育不平等都是看国家统计数据里的生均成本，那是国家财政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支出，差别不是很大。这是第一次从数据看出不同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发现差别还是很大的。”调查中心副研究员顾佳峰说。
　　2012年，全国对子女教育投入最高的地方在上海，这里的男孩平均每年获得的经济投入为7102元，女孩则能获得7616元。相比而言，甘肃的情况显得尴尬，在这里，对每个男孩的投入平均为1057元，女孩则为1275元。也就是说，一个上海女孩一年的教育花费相当于7个甘肃男孩。
　　“家庭投入的不平等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曾经在教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顾佳峰说。
　　但是，地域的差异并不是造成教育投入差别的唯一因素。在那些父母受教育水平处于高中及以上程度的家庭里，对孩子的全年投入平均是4092元，而若是父母只有小学及以下的受教育水平，那么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则锐减至1458元。
　　平均而言，读书总能让你更多地赚到钱，但是寒窗苦读之后到底能多赚多少，就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了。根据调查报告，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教育回报率为7.4%——每多读一年书，你的工资将会比原来的水平提高7.4%。从数字来看，女性读书显得更为“划算”，她们的教育回报率比男性高出1.67%。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到家庭消费支出的11%，高于发达国家

　　与教育投入同样差别显著的，是不同人群对于看病的态度。2012年，上海有接近60%的被调查者选择去综合性大医院、专科医院就医；在河南和甘肃只有不到1/5的被调查者会选择这样的医院，其余大多数都在诊所或者社区医疗机构就诊。农民中只有两成的人选择去医院就医，而城镇人口中这一比例达到55.73%。
　　总体而言，2012年全国平均每人花在医疗保健上的钱是1187元。这一项支出占到家庭消费支出的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当需要住院治疗时，平均每个人要支付9092元，其中个人负担67.1%，也就是6100元。这一数额相当于2012年全国家庭人均纯收入的50%左右。“大额度的自费住院很可能会造成家庭经济贫困。”北大的报告指出。

留守儿童调查

　　当然，关于收入和财产的笔触无法独自勾勒出中国的样貌。有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画像上的其他线条。
　　比如留守儿童。调查问卷不仅记录下16岁以下儿童的居住情况，还要求10到16岁的儿童自我评价身体健康情况，并回答20道问题，以测量心理健康状况。
　　“我们经常说留守儿童自卑、性格软弱、人格受损，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分析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主要做人口学研究的调查中心副主任任强说。
　　当他把在当地随父母居住的儿童、随父母迁移的儿童，以及留守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情况放在一起后，发现“无论是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父母中有一方外出打工，还是随父母迁移到打工地，儿童的情感健康都没有受到显著损害”。
　　任强解释，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不能和父母在一起的儿童，并不是因为家庭破裂，“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让他们将来生活得更好，所以他们不容易受到歧视”。
　　“如果没有经过调查，只看到中国有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就去想象他们在没有父爱母爱的情况下怎么办，很容易把事实夸大。”
　　（黑兜兜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3日，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