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伟大的“文学败类”

　　提到文学，那些伟大的作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卡尔维诺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文学成就的：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到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卡尔维诺的父母都是研究热带植物的，家里出了这样一个异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阅读卡尔维诺的小说时，可以体会他对植物与动物文质彬彬的命名，他很少简单地说某花、石头、鱼、鸟。他一一指明它们准确的名称，如果可以的话，他连拉丁名都准备写上。这个行为能理解成对园艺家父亲或者植物学家母亲的致敬抑或嘲讽吧。
　　作为一位文学家，不管是通俗小说作家还是纯文学作家，相较于自然科学家都显得像个二流子。举个例子，你如果要跟一个数学家讨论黎曼函数，他就有一个门槛在那里，达到这个水准才能跟你谈，否则你所说的只能是一个笑话。但《红楼梦》就不一样，俞平伯、周汝昌能谈，隔壁王大妈也能谈。她一边看《红楼梦》，一边大放厥词：“林妹妹这样的姑娘不能娶进家来，处不好。心思太重，好哭不说，还爱生病，是她服侍我呀，还是我服侍她？天天给人脸色看，可怎么得了？”所以世间研究黎曼函数的人少，研究《红楼梦》的人多。
　　卡尔维诺本意也是要子承父业，他念都灵大学农学系的时候参加了抵抗组织，24岁完成《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他跟植物学渐行渐远了。卡尔维诺没有写过父母对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态度，但从他把自己定义为家庭“败类”来说，可见父母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不管是穷是富，一个家里出了“文学败类”，都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奥尔罕·帕慕克家算是比较有钱的了，他妈妈听说帕慕克有志文学吓得要死。他在回忆录里谈到自己不想上大学了，不想当建筑师。他真正的理想是当一个文学家。帕慕克的妈妈是个知识女性，原先她以为儿子想当一个画家。她告诫儿子：“做个正常人、普通人，就像其他人一样。”他的妈妈说：“你最后还是得想办法念完大学，画画没办法谋生，你得找一份工作。毕竟我们不像从前那样有钱了。”帕慕克说：“这不是真的，我老早就算好了，即使我游手好闲，父母仍养得起我。”
　　最后他妈妈语重心长地跟帕慕克说：“让不懂艺术的人接受你，让这些人买你的画，你得讨好政府，讨好有钱人，最糟的是，你还得讨好半艺术盲的新闻工作者。你认为你顶得住这些吗？好人家的女儿是不会嫁给你的。若想昂首阔步，你得有钱。所以，别放弃建筑，儿子，否则你将痛苦至极。”但最后帕慕克告诉他妈妈，他要干的是比当画家更不靠谱的事业——当作家。你想象一下她的表情吧。
　　对另一些不那么富裕甚至穷困的家庭，出一个“文学败类”，简直不亚于晴天霹雳。当马尔克斯有志于文学的时候，他的妈妈从家乡跑去找他。你大约会奇怪这个时候他爸爸到哪里去了。爸爸已经跟这个倒霉儿子断交了，他被伤透了心，一句话也不想跟他说了。
　　谁家给孩子择业不反复考量？打算的全是这世界上体面光鲜的工作。帕慕克读的是建筑，马尔克斯学的是法律。家里希望他们学成以后做一个建筑师或大律师，又体面又能挣钱。但这个时候文学女神的箭射在他们的屁股上了。马尔克斯在一本书中写道：他大学期间终日游荡于街头的咖啡馆、酒馆中，那儿有不同的文学社团争论文学与政治，晚上他抱着各国文学大师的经典一直读到天明。他们家里只能亮出最后的法宝——亲情攻势。他妈妈从老家镇子上来找他，在打听他的住处时，有一个人告诉她：“你可小心点儿，因为那些人都是精神错乱的家伙。”
　　后来在一艘船上，妈妈拐弯抹角地问他为什么不去念大学了。马尔克斯心知肚明，他自己写道：“我老爸老妈在我身上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花了那么多借来的钱，想说服他们接受这种丧心病狂的决定绝无可能。我们无法再沟通了。”
　　在轮船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马尔克斯被逼到死角。他妈妈开口道：“你爸很难过。”“难过什么？”“因为你退学了。”“我只不过换了个职业。”沉默，船的马达声响着。湖面上吹来腐烂的水生植物的臭气。“再说我爸还不是一样，他自己不也逃学去拉小提琴了吗？”他妈妈说：“那不一样，他学小提琴是为到我家窗下拉。他有发电报的手艺，自己能养活自己。”马尔克斯顶嘴，他说：“我也有一份工作，给报社写稿子。”他妈妈说：“你这么说只是免得我伤心。但是人家老远就能看出你目前的状况——糟糕到我一眼都没认出你来。”看了看马尔克斯的凉鞋，她又补了一句，“连袜子都没得穿。”
　　这天晚上的谈话以争吵告终，因为在船上的马尔克斯，不能像帕慕克一样摔门走到街上去。我想，这个“文学败类”当时一定非常难受。
　　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很简单：像普通人一样活着，找一份靠谱的工作，过体面的生活。但这些人终究不是普通人啊！卡尔维诺给他们身上打了标签“败类”，实在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名称。如果这些败类当时听从了家人的劝告，卡尔维诺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植物学家，因为这个人脑子长得非同常人，像他这样聪明的人干什么都会干出点名堂来，但是不是比他搞文学的成就更大就难说了。帕慕克会成为一个平庸的建筑师，而马尔克斯完全有可能会是一个坏律师，在南美这种地方，能不能守住法律的底线，都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