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问我将来怎样
斯诺登并不是俄罗斯谢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唯一的滞留者,在此之前,在欧洲国家最著名的机场滞留者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妇女伊莎贝拉。大家都知道她的临时住址——谢列梅捷沃机场2号航站楼3楼卡其色睡袋。
在那篇名为《囚禁在谢列梅捷沃》的新闻稿里,伊莎贝拉一度袒露了自己的心里话:“别问我将来怎样,我害怕,我会死。”
2006年,为了躲避迫害,她从家乡前往德国慕尼黑,中途又改变计划,决定乘飞机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找工作。不幸的是,在莫斯科转机时,同行人员将她抛弃了。当时她既没有证件,也身无分文。最终不得不成为谢列梅捷沃机场2号航站楼3楼的难民。
当伊莎贝拉的遭遇见诸报端后,人们自发行动来援救这个不幸的女人,机场每日给她提供三餐。
2008年5月27日,在机场滞留了20个月后,伊莎贝拉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帮助下返回家乡拉各斯。
机场里的商人
如果说伊莎贝拉的遭遇让人垂怜的话,有些天生的商人就令人心生赞叹了。
巴勒斯坦人若拉一度是伊莎贝拉的邻居,他也住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的中转区,他无权出关,也无权搭乘飞机,所以只能滞留在这里。尽管最初在航空公司的帮助下,每天三餐他在餐厅解决。但3年后离开俄罗斯前往埃及时,若拉完全变了,不仅说俄语已经没有口音,而且还大包小裹地购买免税店的商品。这其中的缘由有些匪夷所思:若拉用纸盒搭起了临时性的小房子,然后以5美元的价格出租给那些希望单独过夜的乘客,而如果是小两口,则收10美元。
印度人普莱姆基则是一个从法律角度来说“不存在”的人。从2001年7月16日矮胖的普莱姆基身穿亚麻裤子抵达莫斯科起,他便滞留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他凭一本伪造的护照进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被发现后遭到驱逐。不过和其他滞留者不同,普莱姆基并不想返回家乡印度。他仍旧梦想着去欧洲,而不是留在俄罗斯,因为他认为那里条件比俄罗斯更好。
进退两难的伊朗人
相比以上停留数载的滞留者,住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里的迈尔汉·卡里米·纳赛里更富于诗意:他为等待一架能够载其飞往英国的飞机,在机场一等就是18年。
他常常坐在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的红色长椅上,行李箱整齐地堆放在脚下。他喝了一口热咖啡,看着人来人往,偶尔竖起耳朵,听着机场广播,然后继续低头,阅读手上的希拉里传记。
1977年,刚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伊朗人纳赛里(他是英国人和伊朗人的后代),因为参加了一场反对伊朗国王的抗议活动,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由于是被驱逐,所以他没有护照。纳赛里向欧洲国家寻求难民身份,不过一次又一次被拒绝。
挨过了难熬的4年,到了1981年,纳赛里的难民身份终于被比利时承认。他得到了自己的难民证件,可以申请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公民。几年后,纳赛里决定去英国寻亲,不过当他到达巴黎时,行李被偷,所有能够证明他身份的文件全部没了。这一年是1988年,是纳赛里的“滞留元年”。
纳赛里试过买了一张去英国的机票,但是没有任何证件的他未能登上飞机,而是被送回了法国戴高乐机场。法国警察最开始以“非法入境”为由,逮捕了纳赛里,但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文件,所以根本不知道应该将他遣送回哪个国家。
纳赛里在机场安顿下来。一个律师志愿帮他打官司,实现他去英国的愿望。1992年,法国一家法院作出判决,纳赛里是“合法入境”,所以,法国不能驱逐他。对纳赛里来说,这意味着除了机场,他哪里也去不了。
而比利时政府的官员也做了一件不厚道的事情:他们说自己有能够证明纳赛里身份的文件,但必须纳赛里本人到比利时来拿;可他们又不允许纳赛里返回比利时,因为根据比利时的法律,一个自愿离开比利时的难民,不能够再踏上比利时的土地。
就这样,纳赛里在戴高乐机场住下了,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难民。他穿着干净,不留胡子,唯一的一件西装上衣挂在机场的手推车上,所有行李都整齐地放在行李箱里。机场的牧师每周都会过来探望他几次。机场的医生也时不时过来帮他检查身体。他拒绝旅客的施舍。有几次,这位绅士还将捡到的旅客丢失的钱财交给了机场警察。
他每天早起晨读,还喜欢和机场书店的员工们探讨本月好书。晚上,等到机场的商店关门后,他就去刷牙洗脸,准备睡觉……是的,这个故事你或许在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里看过,汤姆·汉克斯精湛的表演让纳赛里成为名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比利时政府后来曾允许他回到比利时,但纳赛里自己还是想去英国,拒绝了比利时的好意。法国政府后来也给了他法国的居留许可,这样他就可以自由活动,想去哪就去哪了。但他还是拒绝在上面签字,因为文件上将他的国籍写成了“伊朗”,他希望写成“英国”。有人认为,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住惯了监狱的摩根·弗里曼,习惯了机场生活的纳赛里越来越抗拒离开机场。
2006年的一天,纳赛里不得不屈从命运。他因生病住院,出院后,被送到巴黎的一家收容站。而机场滞留者的故事,依然在世界各国的机场里上演。
(作者:稼辛 来源:《看世界》2013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