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等于几

　　一
　　王老师打了我。
　　他说：“陈石头，伸过手来。”
　　我把手伸过去。
　　于是，手肿胀起来，肿胀得像地主老财家的发面馒头。
　　有好几天，我的手不能握笔，不能端碗吃饭，不能解裤腰带屙屎，一碰就疼得钻心。
　　我恨王老师。他的竹片子“啪啪”打在我手心的时候，他的眼睛里跳动着愤怒，鼻孔张得老大且呼呼喷气，那张脸可憎又可怕。我恨不得一下子夺过竹片子，“啪”地向那张可憎的脸打过去。可是我不敢，只是哭。哭过之后，离开学校，我又渐渐不恨他了。
　　走在街上，我的同学对他的家长说：“石头上课光玩，老师说他好几回都改不了。”
　　我的另一个同学也对她的家长说：“王老师问石头8×8等于几，他说不上来……”
　　那个同学的家长说：“你说得上来？”
　　“那还用说？64呗。”
　　我的同学回答得又快又脆。
　　我的脸发烧了，赶快避开他们，钻进小巷，绕道走。
　　回到家，我娘说：“伸过手来，我看看。”我伸过去，她仔细看了看，却说：“该打你，谁叫你不好好听堂。”
　　听堂，就是听老师讲课，听课。
　　我奶奶也说：“伸过手来，我看看。”然后说：“王老师不打你，你爹回来也得打你。”
　　我爹当八路军去了，不知道跟着队伍到了哪里。
　　我不傻，是个明白人。我知道，我娘、我奶奶供我吃饭，就是让我好好听堂，学点儿本事。我爹打日本鬼子去了，家里缺劳力，我娘、我奶奶又种庄稼又忙家务，从早劳累到晚，不容易着呢！
　　我就是管不住自己，上课老是玩小石头、知了……这一回是一只小蛤蟆。那时候的老师兴打学生，王老师也有一根竹片子，不过不常用。这一回，他又逮住了我，气极了。
　　挨了王老师的竹片子，没有人同情我。我渐渐觉得，王老师可憎，我也可憎。不过，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种看法，说了恐怕也不会有人同意。
　　打这儿，我记得了64这个数字，记得牢牢的。不仅如此，还知道了8×8为什么等于64，知道了乘法是怎么一回事。
　　二
　　王老师好长时间都对我板着脸。
　　我怕他。
　　我上课不敢在下面玩这玩那，开始注意听堂了。我发现，王老师讲课讲得很明白，只要注意听，完全听得懂。
　　只是他一叫我，我就直哆嗦。“陈石头，你说说看。”他讲着讲着，突然这么一喊，我听着就像头顶炸了一个响雷，不由得我不颤抖。我慌忙站起来，好几次衣服都挂在桌子角上。但我努力镇静一下，还是能回答出他提的问题。于是，他点点头，我就像死刑犯遇到大赦，浑身轻松得不得了。
　　这个时候，他也不笑。
　　那段时间，他总是冷不丁地提问我，我不得不提高警惕认真听堂。
　　人们渐渐忘了他打我这事。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李大脚叫住了我。
　　“嗨，学生，过来。”她向我招手。
　　李大脚是村妇女救国会的主任，这时候正坐在路边的一块土坯上。
　　“你给我算算，一个妇女做两双军鞋，咱村186个妇女，总共该做多少双？”李大脚丢下手里攥着的一根小棍，拍拍手，对我说。
　　她的大脚前面，画了满地的道道。看我注意到了地上的道道，她“扑哧”笑了，说：“我要是有机会上学念书，就不用你了。看，我数来数去，数不清自己画的道道是多少。”
　　我看明白了，李大脚是在用画道道的笨办法计算军鞋数。
　　我知道这位李主任，她跟我娘一样，只在扫盲班听过几天课，大字不识几个。
　　“一个人两双鞋，186个人多少双？”我念叨着蹲下来，捡起妇救会主任的小棍，“这得用乘法。”我一边说，一边用小棍列出一个算式。
　　“372双。”我报出了结果。
　　“是不是？”李大脚追问。
　　“怎么不是？”我给她解释，“一个人做1双，186人就做186双。1个人做2双，那不就是186的2倍吗？乘以2不就得了？”
　　这一来，我在村里出了名。那几天，李大脚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呦，石头那孩子有出息，我划道道数不清，人家一乘就清清楚楚了。”
　　我娘、我奶奶那几天对我喜眉笑眼。我奶奶还特地给我煎了一个鸡蛋，叫我用大饼卷着吃。
　　我看到王老师，他好像不那么可憎了。
　　王老师看到我，叫我把手伸给他。他看了正面看反面，揉了揉，叹了口气。
　　我感觉，他早就想看看我的手。
　　这时候，我的眼睛忽然湿润了。
　　三
　　形势紧张起来。
　　八路军打鬼子，把鬼子打急了。鬼子调集兵力，开始对根据地大规模“扫荡”。
　　学校放了两天假，让学生们回家帮助爹娘把牲畜赶到山里，把粮食藏起来，以防鬼子来了抢走。
　　这叫“坚壁清野”。
　　之后，王老师把我们集合起来，带上了山。
　　我们背着铺盖卷，王老师背着黑板。
　　我们在一个大山洞里躲起来，安下了家。
　　大家打开铺盖，在铺盖上滚来滚去。还没新鲜够，王老师就招呼大家集合，开始讲课。
　　王老师说：“日本鬼子不让咱们过安生日子，跑到中国来烧、杀、抢，咱们怎么办？抓紧时间，学好本事，快点儿长大，把侵略者赶出去！”
　　外面有“砰砰”的枪声，王老师板着脸，一脸肃穆。
　　同学们安静了，山洞里寂静无声。刹那间，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日本鬼子野狼一样在根据地里窜扰，我们的教学在山洞里按部就班地进行。而且我们觉得，王老师讲得比平时更好，我们听得更明白、记得更牢。
　　傍晚休息的时候，我们走出山洞，趴在荒草丛中看山下的村庄——我们的家园。
　　太阳还没有落山，金黄色的光辉照得山野明明亮亮。
　　忽然，有个同学小声喊：“快看，日本鬼子！”他抬手指了指。
　　果然，远远地，一面膏药旗从村里转出来，一队穿黄衣服的日本兵紧跟着露了头。他们头上的钢盔和肩上步枪的刺刀，反射着夕阳的余晖，一闪一闪。
　　“这伙子强盗！”有同学骂。
　　“他们是去石门吧？天黑了还去？”有同学说。
　　石门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村10里地，那儿有边区政府机关。日本兵正往石门方向走。
　　“一个，两个，三个……”有同学在数鬼子的人数。
　　我忽然想到，应该赶快通知政府，让他们知道，有一队杀人成性的强盗正向他们走过去。我对数数的那位同学说：“用乘法算，看看他们一排有几个人，总共有多少排。”
　　那位同学立刻明白了。
　　最后一排日本兵走出村子，我们也有了这伙强盗的准确数目。
　　我给王老师说了自己的想法，王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陈石头，你长大了。”
　　这是多少天来，王老师第一次夸奖我。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男子汉了，便挺挺胸，说：“派我去石门吧，我知道路。”王老师笑了。他一笑，显得无比慈祥、亲切。他说：“我去吧，我也知道路，呵呵。天马上黑了，在这荒山里，狼多、鬼子多。”
　　我想再说句话，王老师没容我说。“咱们的粉笔不多，我捎带着再要些粉笔回来。你也有任务，管好同学，别让大家乱喊乱跑。”
　　这是一个学生最尊敬的老师的嘱托，我觉得受到了天大的信任。
　　我使劲点了点头。
　　王老师看看我，又笑了笑，忽然冷不丁地问：“还记得8×8等于几吗？”
　　“64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记住了，好孩子……还恨我吗？”在渐渐降临的暮色中，他看着我的眼睛。
　　我有些慌乱，但我看到了真诚、关切。我觉得王老师的眼神像我娘、我奶奶的。
　　我的鼻子一酸，眼睛又湿润起来。
　　四
　　在漫山遍野飘起的暮岚中，王老师消失了。
　　这一去，他再没有回来。
　　日本鬼子的“扫荡”失败了，他没有回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他还没有回来。
　　村里派人找过他，没有找到；边区政府派部队找过他，也没有找到。
　　村里的大娘、大婶们说：“多好的一个老师呀，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村里的叔叔、大爷们说：“唉，村里的抗日小学算完了。”
　　后来，我和同学们到别的村，到县城，到抗日大学，完成了学业。我和我的同学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启蒙老师。
　　我参加工作了，成了国家干部。有一天，我收到我娘托人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找到王老师了，是村里放羊的老根叔找到的。那一天，他放羊，在一条石缝里看到一具骷髅。骷髅头骨上有一个洞，像是被枪弹打的。骷髅的手指骨按在胸口上，紧紧抓着一盒粉笔。
　　我娘在信上说，可怜的王老师，他大概是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受了重伤，躲到石缝里去的。他图什么呀？为什么呀？临死都没有丢掉教你们用的粉笔。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但是我忍不住大哭起来。
　　算一算，王老师悄没声儿地死在那条荒僻的石缝里8年了。8年，让我又想起来8×8等于几这个问题。
　　64，64啊，王老师！
　　（盛唐云驰摘自《少年文艺》2008年第11期，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