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的愤怒

　　1863年春，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苏州。太平军主帅谭绍光主持苏州防务，他对天国忠心耿耿，督军死战，但是太平军内部不和，谭绍光与部下郜云官等将领貌合神离。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果断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苏州城，同时又让手下大将程学启前去劝降，试图分化瓦解。
　　程学启原是太平军降将，李鸿章派他出面劝降，再合适不过。在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程学启秘密会见了苏州守将郜云官。郜云官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学启马上趁热打铁，向郜云官转达了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斩杀主帅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决不食言。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协议既已达成，本来各自履约就行了。可是郜云官仍然心存疑虑，万一自己投降之后，李鸿章不兑现承诺怎么办？这可是脑袋搬家的事，丝毫马虎不得。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过程中，“诈降”与“杀降”屡见不鲜，这年头谁都靠不住。思来想去，郜云官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必须由英国人戈登出面作保，否则免谈。戈登虽是英国人，但在这场战争中并非中立派，而是李鸿章的亲密战友。戈登刚到上海就接管了“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当时，在围攻苏州的大军中，就有戈登率领的“常胜军”。郜云官对此也清楚，他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更相信英国人的信用。李鸿章答应了郜云官的条件，由戈登当面作证，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同样是敌人，郜云官只相信外国的敌人，却信不过中国的敌人，的确有点黑色幽默。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郜云官的担心并非多余，而戈登也确实对得起他的信任。
　　几天后，郜云官等八将依计行事，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打开城门迎淮军入城。郜云官虽已投降，却没有立即解散旧部，而是向李鸿章提出请求，将自己的部队完整地编入淮军。这让李鸿章起了疑心，杀机顿起，先前的承诺早已抛到脑后。当晚，李鸿章先将戈登支开，然后传令宴请郜云官等八位降将，说要论功行赏，以示庆贺。八位降将深信不疑，兴高采烈地前来赴宴领赏，哪知刀斧手早已埋伏帐下，结果毫无意外，八颗人头当场落地！
　　李鸿章略施小计，兵不血刃拿下苏州，又成功诛杀了八名“贼首”，自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但他忽视了另一个后患，那就是当初谈判的证人——英国人戈登。戈登很快知道了真相，竟然抱着郜云官的首级当场痛哭。因为事先约定投降条件时，戈登是证人，现在李鸿章言而无信，等于让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戈登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怒不可遏，马上拿起左轮手枪，在苏州城内四处寻找李鸿章，要与他决斗。李鸿章万没料到，洋人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要，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他自知理亏，只好躲起来，避而不见。
　　戈登却不依不饶，又向各方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他还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将李鸿章撤职查办，并将苏州城交还太平军。在戈登的影响下，事情越闹越大，列强甚至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警告说，此事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这次坚定支持李鸿章，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无不妥，李鸿章才免去一场大祸。在清政府看来，洋人的死脑筋简直不可理喻，但又得罪不起，只好想方设法打圆场。李鸿章为平息事态，首先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他又拨出白银7万两重赏“常胜军”，另拨1万两单独奖给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需要指出的是，戈登其实是个强盗。此人不仅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早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肆烧杀抢掠，在圆明园冲天的火光中，就有戈登的身影。戈登之所以愤怒，不见得是为了主持什么正义，更非同情太平军将士，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想为自己正名。因为在他看来，信用是立身之本，言而无信的人走到哪儿都混不下去。
　　戈登与李鸿章的冲突，应该说是当时中西观念的冲突。西方人大多只认死理，笃信契约精神，言出必行；而国人历来崇尚谋略，凡事都可灵活变通，兵不厌诈。曾国藩曾问李鸿章，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答，我只与他们打痞子腔。李鸿章以为有了洋枪洋炮就能抵抗列强，可惜屡战屡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竟不堪一击。也许他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输在哪儿。
　　但愿戈登的愤怒，不要成为我们的愤怒。
　　（叶家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