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宫巨大的拱形窗前,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特尼正在梳理垂落腰间的秀发,一只油亮的乌鸦悄无声息地停落在她洁白的衬裙上。传说中,绝代艳后不仅原谅了这只狂妄无礼的乌鸦,还赠给它美味的面包屑,以表示“王室与动物之间的友好”。
然而,这只曾让欧洲公爵们羡慕不已的乌鸦,在1793年玛丽皇后丧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之后,成了民众口中死亡的象征。
一身黑漆漆的颜色,嘴角些许银色须毛,修长的双腿,喙尖和尾端呈现的魅惑曲线,加上啄食腐肉时似笑非笑的神态,的确让乌鸦衍生出巫婆的诡异媚态。
在公元前的宗教传说或民间轶事里,乌鸦往往以威风凛凛的神灵助手形象出现,更是萨满教的膜拜对象。中世纪教士们的长袍一律使用黑色,便源于经书中关于乌鸦代表神秘力量的记载。
17世纪,人类开始现代化进程,乌鸦等大自然的“原始居民”,逐渐成为隆隆机器声中的牺牲品。
公元1666年的伦敦大火成为乌鸦从神坛跌落为殉道者的起点。伦敦桥下一家面包店的失火引发了持续一周的灾难,烧毁了13000户人家。乌鸦成群结队从浓烟弥漫的城市上空盘旋而下,啄食街上遍布的烤焦的尸体。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帮助人类避免了一次瘟疫的爆发,但在悲痛的居民眼里,乌鸦永远丧失了被敬重的理由,成为登记在册的“可恶歹徒”。
17世纪末,数量巨大的鸦族因和人类争夺资源,被认为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叛逆者。猎杀乌鸦之风在欧洲大陆盛极一时。鸟枪、毒药的进步,使射杀乌鸦成了时髦的消遣。乌鸦还因其强健的体格,成了为战争准备的改良热兵器的试用靶子。即使在工业化相对迟缓的美洲大陆,乌鸦也被看做“文明世界的眼中钉”。它拿庄稼当点心的饮食爱好,引起农场主们的不满情绪。
175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规定,每名拓荒者只有猎杀12只乌鸦,才能取得边境线上的土地。在马萨诸塞州,一只死鸦能换取一先令。奖赏让流浪汉和新移民们趋之若鹜,死鸦被放在田里的稻草人身边杀一儆百,鸦族经受了人类现代化中最为残酷的捕杀。
不过,强大的繁殖能力仍使大城市中的乌鸦数量有增无减。耸立的烟囱喷出浓密的黑烟,伴随着黑压压的鸦群迅疾掠过钢筋水泥缝隙里的天空,是柏林在工业革命里的特有景象。
希区柯克的电影曾数次描绘乌鸦与人的冲突,数目庞大的鸦群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灾难。
1985年至2001年,东京的乌鸦数量从7000只增长为3.7万只。量多、嘴大、体肥的东京乌鸦,与因失恋而彷徨街头的主人公相映成趣,成为《东京爱情故事》等日剧里的特色情景。
生物学家认为可以用温室效应来解释城市化进程中的乌鸦数量:工业生产排放过量二氧化碳,全球变暖的显著气候变化是乌鸦从候鸟成为城市“留守者”的主要原因。
环保学家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人类泛滥的生活垃圾富有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为乌鸦提供了盘踞大城市的食物源。
“消费品时代的大自然清洁工”——乌鸦,被认为严重影响了市容。东京等大城市利用高科技的资源化设备,实施垃圾回收程序,切断乌鸦的食物源。例如,宾馆、餐厅要求使用大型的生活垃圾处理机,先通过洗碗槽,将残羹剩饭全部“吃”进去,然后进行全封闭的自动化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能量不仅可以发电,处理机“吐”出的剩余物还是上等农肥。
或许,乌鸦没有想到,它居然成了人类处理生活垃圾的动力。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古老的乌鸦被年轻的主宰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各色解读,它的家族史也就成了“一部人类史的乡野传说”。
(余 南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乌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