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鞋·鳝丝·花点衬衫

　　第一次到上海，是1984年，大概是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小说界》第一届文学奖”的颁奖活动，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荣幸获奖，我便得到走进这座大都市的机缘，心里踊跃着、兴奋着。整整二十年过去，尽管后来又到上海几次，想来竟然还是第一次留下的琐细记忆最为经久，最耐咀嚼。面对后来上海魔术般的变化，我常常有一种感动，更多一缕感慨。

　　第一次到上海，对我来说，有两个人生的第一次生活命题被突破。

　　我的第一双皮鞋就是那次在上海的城隍庙购买的。说到皮鞋，之前我有过两次经历，都不大美好，曾经暗生过今生再不穿皮鞋的想法。大约是西安解放前夕，城里纷传解放军要攻城，自然免不了有关战争的恐慌。我的一位表姐领着两个孩子躲到乡下我家，姐夫安排好他们母子就匆匆赶回城里去了。据说姐夫有一个皮货铺子，自然放心不下。表姐给我们兄妹三人各带来一双皮鞋，父亲和母亲让我试穿一下。我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就脱下来，脚被夹得生疼，皮子又很硬，磨脚后跟，走路都抬不起脚了。这双皮鞋我大约就试穿了一次，便永远被收藏在母亲那个装衣服的大板柜的底层。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已经在家乡的公社（乡）里工作，仍然穿着农人手工做的布鞋。

　　我家乡的这个公社（乡）辖区，一半是灞河南岸的川道，另一半即是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干部下乡或责任分管，年龄大的干部多被分到川道里的村子，我当时属年轻干部，十有八九要奔跑在原坡上某个坪、某个沟或某个湾的村子里。费劲吃苦我倒不在乎，关键是骑不成自行车，全凭腿脚功夫，自然就费脚上的布鞋了。一双扎得密密实实的布鞋底子，不过一个月就磨透了。后来就咬牙花四毛钱给鞋钉一页用废弃轮胎做的后掌，鞋面破了妻子可以再补。在这种穿鞋比穿衣还麻烦的情境下，妻弟把工厂发的一双劳保皮鞋送给我了。那是一双翻毛皮鞋，我一年四季都把它穿在脚上，上坡下川，翻沟踔滩，都穿着它，既不用擦油，也不必打光。乡村人那时候完全顾不得对别人衣饰的审美，男女老少的最大兴奋点都集中在粮食上，尤其是关注春天的救济粮发放份额的多少。这双翻毛皮鞋穿了好几年，鞋后掌换过一回或两回，鞋面开裂，修補过不知多少回，仍舍不得丢掉。几年里不知省下多少做布鞋的鞋面布、锥鞋底的麻绳和鞋底布，做鞋花费的工夫且不论了。到我可以不再斤斤计较一双布鞋的原料价格的时候，我却下决心再不穿皮鞋尤其是翻毛皮鞋了。那种体验刻骨铭心：双脚的脚掌和十个脚趾，多次被磨出血泡，血泡干了变成厚茧，最糟糕的还有鸡眼。

　　这回到上海买皮鞋，原是动身之前就与妻子议定了的重大家事。首先当然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改善了，有了额外的稿酬收入;其次，是因为工资也涨了;再就是亲戚朋友的善言好心，说我总算熬出来，成为有点名气的作家，走南闯北去开会，再穿着家里做的灯芯绒布鞋，就有失面子了。我因为对前两次穿皮鞋的切肤体验记忆深刻，倒想着面子确实得顾及，不过还是不选皮鞋而选择其他式样穿着舒服的鞋，不能光顾了面子而让双脚暗里受折磨。这样，我就多年也未动过买皮鞋的念头。“买双皮鞋。”临行前妻子说，“好皮鞋不磨脚。上海货好。”于是我就决定买皮鞋了。上海什么货都好，包括皮鞋。这是北方人的总体印象，连我做农民的妻子都坚信这一点。那天，一位青年作家领我逛城隍庙。在他热情而又内行的指导下，我买了一双当时价格比较高的皮鞋，穿起来宽大而气派。圆形的鞋头，锃亮的皮子细腻柔软，我断定它不会让脚趾受罪，就买下来了。买下这双皮鞋的那一刻，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我进入穿皮鞋的阶层了，这是类似进了城的陈奂生的感受。

　　回到西安市郊的乡村，妻子也很满意，感叹着我以后出门再不会为穿什么鞋子发愁犯难了。这双皮鞋，我只有到西安或别的城市开会办事时才穿，回到乡下就换上平时习惯穿的布鞋。这样，这双皮鞋似乎是为了给城里的体面人看而买的，自然也为了我的面子。另外，乡村里黄土飞扬，穿皮鞋需天天擦油打亮，太费事了;在整个乡村还都顾不上讲究穿戴的农民中间，穿一双油光锃亮的皮鞋东走西逛，未免太扎眼……这双皮鞋穿得很省，我穿了七八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才换了一双新式样皮鞋。此时，在我居住的乡村，男女青年的脚上，各色皮鞋开始普及。

　　我第一次吃鳝鱼，也是那次上海之行的一大突破。关中人尤其是乡下人，基本不吃鱼，这成为外地人尤其是南方人惊诧乃至讥笑的蠢事。这是事实，这样的事实居然传到胡耀邦耳朵里。胡耀邦到陕西视察时，在一次会议上说：“听说陕西人不吃鱼……”其实秦岭南边的陕南人是有吃鱼传统的，确凿不吃鱼的只是关中人和陕北人。我家门前的灞河里有几种野生鱼，有长着长须不长鳞甲的鲇鱼，还有鲫鱼。稻田里的黄鳝不被当地人看作鱼类，而被视为蛇的变种。灞河发洪水的时候，我看到过成堆成堆的鱼被冲上河岸，晒死在苞谷地里，发臭变腐，没有谁捡拾回去尝鲜。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西安来了许多东北和上海老工业区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人因为买不到鱼而生怨气，就自制钓竿到西安周围的河里去钓鱼。我和伙伴们常常围着那些操着陌生口音的钓鱼者看稀罕。当地乡民却讥讽这些吃鱼的外地人：“南蛮子是脏熊，连腥气烘烘的鱼都吃！”我后来尽管也吃鱼了，却几乎没有想过要吃黄鳝。在稻田里，我曾像躲避毒蛇一样躲避黄鳝。看着黄鳝那黑黢黢的皮色，我不敢想象入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天在上海郊区参观之后，晚饭就在当地一家餐馆吃。点菜时，《小说界》编辑魏心宏突然兴奋地叫起来：“啊呀，这儿有红烧鳝丝！来一盘！来一盘鳝丝！”还歪过头问我：“你吃不吃鳝丝？就是鳝鱼丝。”我只说我没吃过。当一盘红烧鳝丝端上餐桌时，我看见一堆紫黑色的肉丝，心里就浮出在稻田里踩上滑溜溜的黄鳝时的那种恐惧。魏心宏动了筷子，连连赞叹味道真好，随后鼓动我：“忠实，你尝一下嘛，可好吃啦，在上海市内也很少能吃到这么好的鳝丝。”我就用筷子夹了一撮鳝丝，放进口里，倒也没有多少冒险的惊恐，无非是耿耿于对黄鳝丑陋形态的印象罢了。吃了一口，味道挺好，接着又吃了下去，每一口都在不断加深着从未品尝过的截然不同于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的新鲜感觉。盛着鳝丝的盘子几乎被一扫而光，是餐桌上第一盘被吃光掠净的菜。似乎魏心宏出手最频繁。多年以后，西安稍有规模的餐馆也都有鳝丝、鳝段供食客选择了，我常常点一盘鳝丝。每当此时，朋友都会侧头看我一眼，那眼神里的诧异和好奇是不言而喻的。

　　有两把小勺子，也是此行在上海城隍庙买的。不锈钢的，把儿是扁的。从造型到拿在手里的感觉，都特别好。不知在什么时候弄丢了一把，现在仅剩一把，依然光亮如初。有时出远门图得自便，我就带着这把勺子，至今竟然整整二十年了。

　　还有一个细节，颇有点铭刻的意味。

　　还是那位年轻作家陪我逛街。我们随意走着，我已记不得那是条什么街什么弄了，只记得街道两边多是小店铺。陪我的青年作家随意介绍着传统风情和市井传闻，我也很难一遍成记，尽管听得颇觉有趣味。突然看见一个十分拥挤的场面，便停住脚步。一家小店僅一间窄小的门面，挤满了顾客——往里硬挤的人，在门外拥聚成偌大的一堆;从里头往外挤的人，几乎是从对面拥挤的人的肩膀上爬出来的。他们绝大多数为男性青年，亦有少数女性夹在其中，肌肤的紧密接触也不忌讳了。往外挤的人，手里高扬着一种白底碎花的衬衫。不用解释，他们正在抢购这种白底上点缀着蓝的、红的、黄的、橙的小花点的衬衫。

　　1984年春末夏初，上海青年男女最时髦、最新潮的审美兴奋点，是白底花点的衬衫。

　　十余年后，我几次到上海。朋友们领我先登东方明珠塔，再逛浦东新区，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新的景观和创造新景观的奇迹般的故事，都从眼睛和耳朵里溢出来了。我在宝钢的轧钢车间走了一个全过程，看见入口处橙红色的钢板大约有两块砖头那么厚，到出口处钢材已经自动卷成等量的整捆，厚度近似厚一点的白纸。这种钢材最常见的用途是做易拉罐。车间里几乎看不见一个工人，我也初识了全自动化操作。技术性的术语我都忘记了，只记住讲解员所讲的一个事实：这个钢厂结束了中国钢铁业不能生产精钢的历史，改变了精钢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尽管是外行，这样的事实我不仅能听懂，而且很敏感，似乎本能性地特别留意，因为百年以来留下的心理亏虚太多了。

　　从小学时代直到进入老龄的现在，我都在不断完成着这种先天性心理亏虚的填垫和补偿过程。我们的第一台“解放”牌汽车出厂了。我们有了自己生产的“红旗”牌轿车。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的卫星上天了，飞船也进入太空了。我们有了国产的彩色电视机、空调、电脑……这样的消息，包括制造易拉罐的这种钢材对进口依赖的打破，每一次，都是对心理亏虚的填垫和补偿，我因此增加一份骄傲和自信。我便想，什么时候当欧美人发出一条他们也能“国产”中国的某种独门技术产品的消息的时候，我的不断填垫和补偿心理亏虚的过程，才能有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告别布鞋换皮鞋的过程发生在上海，吃第一口黄鳝的“食品革命”也始发于上海。这些让我的孩子听来可笑到怀疑其虚实的小事，却是我这一代体验过“换了人间”这个词的人难以抹去的记忆。还有依然历历在目的上海青年抢购白底花点衬衫的场景，与我上述的皮鞋和黄鳝的故事也差不多。在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都被灰色、黑色、蓝色和绿色的中山装、红卫服覆盖的国家里，一双皮鞋、一盘鳝丝和一件白底花点衬衫，留给人镂刻般的记忆。记忆里的可笑和庆幸，肯定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田龙华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白鹿原上》一书，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