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冬天,我第一次去德国。当时,中国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差别还相当大。在柏林,我与苏童,头一次见到双层公共汽车;夜晚,面对众人和蜡烛,头一次朗诵自己的作品。
那是一次文学会议。会上,我见到一些人,北岛、杨炼、芒克、多多、顾城和谢烨。从生理年龄和文学年龄讲,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那时顾城和谢烨的家在柏林。
头一次见到顾城,我颇为惊奇。不是惊奇于他的长相,而是惊奇于他的打扮。他个头不高,戴着一顶高高的、圆圆的、类似厨师在厨房里戴的烟囱式的帽子。几天后我们熟了,我问:“你能把帽子摘下来让我看看吗?”顾城坚決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你睡觉时,把帽子摘下来吗?”顾城答:“还是要摘下来的。”
有一天晚上,所有的朋友到顾城家欢聚。记得有人喝多了,在唱歌。谢烨忙里忙外,忙完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微笑。这时有人告诉我,顾城所有的帽子,都是从裤腿上截下的。会议结束前,会议召集人莎宾娜,带我们去她的故乡德累斯顿。从柏林到德累斯顿,开车要三四个小时。待到德累斯顿,赶上漫天大雪。漫天大雪中,看不清城市的模样。只记得去了茨温格宫,然后去莎宾娜家吃饭。
从德国回中国后,大家断了音信。
第二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顾城从柏林打来的电话,说他写了一部小说《英儿》,让我在国内找一家出版社出版,并让我给小说写一篇序。我找到金丽红,金丽红的一句口头禅是:“没有问题。”后来,顾城寄来了他的书稿、图片和他自己设计的封面图样,还给我写了一幅字,画了一幅画。
后来,顾城和谢烨在激流岛出了事。
我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外,相当痛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与顾城和谢烨并无很深的交情;我痛心的是,就算有悲欢离合,也不该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还因为时间和年龄,那时顾城和谢烨三十六七岁,我也才三十多岁。
记得我在《英儿》的序中写道:“我不该是看到朋友离去的年龄。”
(炜 炜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