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黄宗英

　　文字如蒙太奇一般跳跃

　　认识黄宗英老师之前就读过她的作品。她是一名演员，从小和她哥哥黄宗江的性格和文风都很接近。黄宗江的文字跳跃性很强，不着边际，好像是一把豆子撒得到处都是，但最后还能收回来。黄宗英也是这个特点。演员出身的她有一种舞台感，这种舞台上蒙太奇般的跳跃性和她的文字打通融合了，这是她的一大特点。

　　她是一个才女型作家，虽然她很早就当了演员，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科班教育，但她从小就饱读诗书。她晚年到了北京，还去上函授大学，甚至还学英语。她读了很多作品，可以说一生都在学习。

　　一个人的修养是由人生的经验和文学的积淀构成的，黄宗英在这方面的个性特点和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她很敏感，政治主题抓得很紧，但在写作主题上却能标新立异。比如她选的人物，就很不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描写科学家成为当时的热潮，徐迟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又写了植物学家等人物。黄宗英也写科学家，但她选的是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团队，比如《小木屋》，不只写徐凤翔一个人，实际上是写一个团队。在她晚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小木屋》一直是她创作的一个支撑点。

　　跟冯亦代结婚后，她最后一次进西藏，大家都劝她不要去，但她坚决要去。第一，她想拍纪录片；第二，她还想继续写《小木屋》。她把文学当成了她的生命，所以她就会很投入地去想各种各样的题目。但黄宗英的身体不是太好，那次从西藏回来后，她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黄宗英的性格是，她想到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就像她的黄昏恋一样。她想到了冯亦代，两人就较上劲，最后真的走到了一起。婚姻对他们来讲，在一起生活并不是首要的，重要的是晚年这种感情的寄托和宣泄。所以，他们写情书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学写作的过程，而且因为比较隐私，并不会顾忌他人的评价，所以反而能写出很多精妙的句子，间或有带点感情的、性感的辞藻等，体现了老年人谈恋爱时的萌动。

　　她的语言有种不合规范的跳跃，她的思路也有种天马行空的变化。我觉得这样一个人，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从演员很快转行为作家，这本身就是文坛的一大幸事，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黄宗英是位很聪明的作家，她把舞台的感觉、银幕的感觉和文字的感觉糅在了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千字文是非常精彩的，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很有味道。不谈她写的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光谈她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和她开篇到结局的那种跳跃性风格，从散文写作手法上来说，也是颇值得我们欣赏和研究的。

　　爱是永远的冲动

　　黄宗英与冯亦代谈恋爱时来往的书信，我认为可以称为当代文人恋爱情书中的经典之作。

　　“文革”之后，经历了赵丹去世之痛，黄宗英有段时间是单身的。她对很多陌生领域都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像翻译和外国文学，这都是她过去很欠缺的。冯亦代是杭州人，他们在上海碰面后，黄宗英觉得跟冯亦代聊天、写信是一种快乐。到两个人在北京结婚后，快80岁的黄宗英还去夜校学习英语。我去探访她的时候，经常看到她在学习，不懂的就过去问一下冯亦代。两个人晚年的恋爱时光，我认为是她精神生活的一种升华。

　　黄宗英不光学英语，她还上别的课。我看到她做了一个课程表，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她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她与有知识、有文化修养、有世界文学视野的冯亦代走到一起顺理成章。

　　1992年的一天，我和爱人在什刹海为冯亦代过生日，约了4个人一起吃饭，冯亦代就跟我们说他跟黄宗英的事。

　　他们婚后的生活很有意思。因为冯亦代的房间很小，开始是在同一个房间里放两张桌子，一人用一张。后来因为从西藏归来后黄宗英的身体不是很好，就在隔壁房间也支了一张桌子，两人各自忙各自的一摊事，忙完后会找时间坐在一起聊聊天。说得开心的时候，冯亦代便哈哈一笑，我觉得他们之间是非常恩爱的。

　　我举个例子，冯亦代晚年突发脑出血，住在中日友好医院，那会儿我基本每天去一趟。冯亦代中风后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我们就拼命想让他恢复说话和写字的能力。

　　黄宗英就拿了一个黑板，让冯亦代每天在黑板上写字，然后再教他说话，一教一个多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就像教演员说台词一样。这样坚持了几个月，冯亦代渐渐能说话了，并且他的记忆也开始恢复了。在黄宗英坚持不懈的训练下，他最后也能顺利地说出很多话来。过了两年，馮亦代讲话开始恢复到过去的样子，但只会讲上海话，不会讲普通话了。

　　他们晚年也拌嘴，也闹过别扭，好几次是我在中间斡旋。有时候我一气之下甩手走了，然后他们写封信过来，我再去帮忙斡旋调解。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时间久了，觉得他们人品都很好，只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缺点，这都不是太大的事。

　　黄宗英有很多信，包括往来的情书，还有人家送的东西，都放在了我这儿。这些东西放双方的孩子那儿都不合适，捐给什么地方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宿，所以黄宗英说就暂时放到我这儿。

　　我将她所有的资料收集分类，分得清清楚楚。一部分是来往的书信，尤其是她和冯亦代的信；另一部分资料是她的著作。每本书对黄宗英来讲，都是一生写作的纪念，但有些书她自己都忘了。比如说最早的《和平列车在向前行》，这是她从演员转型为作家的第一本书，还有她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后来的报告文学就不用说了。她现在90多岁了，还在写，上次我去她家的时候，她刚好写了一篇小文章，是我带回来发表的。

　　黄宗英是一个追求生活质量和文化深度的人，所以她能够转型为作家。同时她也演戏，也拍纪录片，贡献了《小木屋》《望长城》等“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纪录片的重要代表作。拍摄《望长城》时，60多岁的她把长城走了个遍。她是闲不住的人，也是个有创意的人，只要生命还在继续，她就会阅读。她的理念是要死就死在阅读和写作上，这样不会闲着无聊。

　　黄宗英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人敬佩。很多事情她都不太知道，甚至都不知道，但她心里应该已经感觉到家里的一些事情。她很坚强，但坚强靠什么？就是靠阅读、写作和回忆，以此来摆脱现在的孤独。

　　在苦难中洞察人生

　　黄宗英有段时间曾经写过类似伤痕文学的书，晚年才开始写散文。我们原来认为她是在躲避某种东西，其实她是找到了一种大爱。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伤痕文学，不需要太多负面的反思，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小小的快乐和人生的一些乐趣。黄宗英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自觉地在这样写，写得也让人动容。

　　她在“文革”中的经历，包括赵丹的经历，在我编的《赵丹自述》里有很多含着血泪的叙述。黄宗英在赵丹那个时代，是跟潮流跟得很紧的。可能我们很多人认为她是很革命的人，但经过了“文革”的动荡，她对历史有了更真切的感情，所以她晚年对巴金的《随想录》非常推崇。

　　她写报告文学《星》写得也很凄惨，让人过目难忘。我觉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她晚年有这么一段婚姻后，开始对人生有一个新的认识。历史都会有错误，而历史的错误对包括赵丹和她在内的很多人会造成很深的伤害。如何面对？我想，就像黄永玉写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扉页上的3个词——爱、怜悯、感恩，哪怕是对伤害过他们的人，也不是直截了当地用揭露或咒骂来解决，而是心怀怜悯。

　　黄宗英一生太苦了，从十几岁许配婚姻开始，就遇到了很多灾难。这样一个人，没有坚强和豁达的心态很难活得痛快踏实。读她的回忆录会发现，她的文字里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對一些细节的渲染，而这些细节是用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的。

　　黄宗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看过了太多的风云，多大的人物都见识过，多小的人物也亲近过。所以，任何人在她面前都是普通的，无所谓上和下、好和坏、对和错，这是真正的洞察人生。她最后达到了宠辱不惊的境界，这种境界一般人是达不到的，我觉得这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苦痛，但是经历过后，对痛苦的判断和感悟能否升华，这就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境界了。苦难会让她难过，但她总能很快走出来，走出来的方式就是写作。

　　仔细琢磨一下，哪个时代没有艰难的事情？哪个人的人生能始终平坦呢？那么就看每个人的定力和心态了，这是最重要的，该挺过来就挺过来了，挺不过来就沉沦了。挺过来的人一定有自己的方式方法，黄宗英的方式方法就是永远对新的事物充满好奇。这种好奇心让她不会永远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之中，好奇让她能够化解过去的悲痛，给读者带来新的东西。

　　她的好多小文章，我觉得年轻人都可以看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难，痛苦都是挺过来的。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顺风顺水，唯有靠你自己。黄宗英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走到现在，并且她还将继续走下去。

　　（孙光星摘自《今晚报》2017年2月17日，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