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后半辈子共当了12年的总督。两江总督先后共当了10年,直隶总督两年,按照张宏杰的计算,这些年的总督生涯,他基本可以收入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万两,只为上述数字的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是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的。当然,最后这1.8万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因此严格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都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没必要穿那么好。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亲自动手,自产自用。
当年他的夫人在老家一听说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于是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物。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
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是,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他因为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就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中国传统小人的行为作风也完全不一样。典型的小人作风是律己宽、待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待人宽。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他了,给他置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就好了。
这就是给对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去。
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员猛将。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16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他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他没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他只是将鲍超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中国首位留美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万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中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被调到直隶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别不收,但也别多收,只收20两银子左右的礼物就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让他人难堪。
(若 子摘自《中外文摘》2016年第16期,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