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与兰大胡亚权

　　兰大即兰州大学。兰州是《读者》的发祥地，杂志诞生于此，成长于此，所以在《读者》工作的兰大学子多，乃地缘关系使然。我于1963年考入兰大地质地理系。那时，国家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校园中随处可见“时代的痕迹”。记得初到兰大校园报到时，看到学生宿舍楼四周的水泥排水槽上有柴火烧过的痕迹，高年级同学介绍说那是去年学生们用铝饭盒煮菜叶子的地方。所以，看到四川籍同学穿草鞋、挟一张草席前来报到，也就见怪不怪了。那时的兰大，校舍简陋，但在校园里常能看得到大人物。江隆基校长威严地走在校园中，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打招呼的情景，犹在眼前。林迪生副校长面色和蔼，同学们私下说，你可以在路上大胆地向林校长借钱，他一准儿借给你。这两位老革命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上装，只不过一个深蓝，一个湖蓝。今年兰大征集校训，有一则帖子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正切当时情景。想必这位仁兄也是老三届吧。从纪律严明、耳提面命式的中学教育，一下子变为教授各讲各的主义、学生自己管自己的状态，正中吾愿。于是上课虽不是好学生，却也学到了发现、搜集、归纳等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在校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在阅览室度过，博览专业以外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兴趣的书。因为我觉得，像兰大图书馆这样巨大的知识宝库以后可能再也遇不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创办《读者》，我的知识积累和智慧源泉，大都是拜母校所赐。
　　在《读者》工作的兰大学子很多。毕业于兰大历史系的彭长城，1982年春被分配到《读者文摘》编辑部，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编辑部，彭长城编发了《一碗清汤荞麦面》等大量优秀作品，之后主抓杂志的经营工作，表现出敏锐的巿场意识和出色的经营才干。他后来走上读者杂志社社长、读者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的领导岗位。毕业于兰大地理系的袁勤怀，1986年进入《读者文摘》编辑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又有陈泽奎、张涛、王祎、侯润章、康力平、富康年、宁恢、潘萍、李霞、郑洁、陈天竺、刘志伟、李耀武等兰大学子陆续加盟《读者》，在编辑和经营岗位上为杂志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回顾《读者》走过的历程，还有一件事是值得记述的。1984年，有人状告《读者文摘》（即《读者》）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严重的精神污染。上级决定彻查，省上成立了专家小组，审读了创刊以来所有的《读者文摘》。兰大中文系教授柯杨任专家小组组长。柯杨请示原兰大校长、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聂大江同志：“我们将遵循什么原则审查呢？”部长答：“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不久省委宣传部听取专家小组的报告意见，肯定了《读者文摘》是一本好杂志，应当继续办下去。正是这份报告拯救了《读者》。2007年，柯教授听说读者杂志社早期样刊奇缺，就毫不犹豫地将他自己历年来收藏的《读者》单行本赠给读者杂志社。
　　《读者》与兰大还一直保持着编读之间的联系。编辑部每年少不了与兰大同学座谈交流。1993年《读者文摘》因商标纠纷要改名。当时主持工作的郑元绪同志带领编辑到兰大征求同学意见，一位同学当场号啕大哭。1998年，有一位山东籍学生拎来了两大捆杂志，仔细一看是从1981年创刊号到1993年7月《读者》改名前的《读者文摘》。《读者》编辑部的同志们睁大了眼睛，因为连杂志社也只有一套作为库藏本。那位同学说，他上中学时是《读者》的忠实读者，高考奔《读者》所在地而考到兰州大学，这些宝贵的早期《读者文摘》是他上学这几年利用节假日在兰州隍庙旧书市场一本一本淘来的。
　　2009年9月17日，是兰州大学100周年校庆。值此华诞，我要深深感谢母校容我，度我，佑我！
　　一位农民的儿子有幸在那里读书，得到母校的包容、呵护；他在那里学到了知识，学到了如何做人、做事，实践着“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他离开母校进入社会，依然受到母校的护佑。
　　所以我和在《读者》工作的兰大学子，永远感谢母校——我们亲爱的兰大！
　　（胡亚权先生系《读者》创刊人之一，原《读者》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