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电影的盛宴

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是因为北京奥组委邀请他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而来北京的，2006年4月17日下午与中国导演张艺谋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受央视电影频道采访 ——两位世界影坛巅峰级的人物在一起谈论电影。两位电影大师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梦想与坚持，当然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斯皮尔伯格：中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还是近期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前对中国电影并不了解。《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看的第一部中国影片，印象深极了，使我对一个原本一无所知的文化、时代、历史有了正面的印象。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临其境，处于这幅人物画卷的中心，感受很强烈。
　　许多导演用不同的镜头来表达意思，来讲故事。《英雄》的奇妙之处是用色彩来讲故事，如同是一种手语。听力有障碍者用国际通行的手语，而色彩是一种国际沟通工具，也是一种语言。我不需要翻译字幕，因为色彩传递了故事，非常特别。
　　张艺谋：谢谢夸奖。斯皮尔伯格先生的作品我都看过，你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导演。你的第一部作品《夺宝奇兵》像梦一样，很好看。后来还看了《外星人》和《大白鲨》。再到后来我看你的《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非常感动，在这些电影中，我看到了你对人类苦难的反省。我一直是你的影迷。你的电影都好，不管是有娱乐元素的《侏罗纪公园》，还是很有思想的《慕尼黑》，我都觉得很好。
　　
　　斯皮尔伯格：我不喜欢一直重复同样类型的题材
　　张艺谋：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挑战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
　　斯皮尔伯格：我拍电影喜欢从一个题材跳跃到另一个题材。我不喜欢重复自己，尽管我拍了很多科幻片。我在科幻片这个类型里重复自己，但每个故事都是不同的。
　　我可能会拍摄一个一无所知的题材，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我会竭尽全力了解这个题材，不会达到专家的程度，但研究到足以讲一个该题材的故事。一年后，我会研究一个截然不同的题材。通过积累丰富的题材，我的工作就会保持新鲜感。我很容易厌倦，所以用新想法来刺激自己。
　　张艺谋：我也是不希望重复。选择不同的新的题材，可以接触新的环境，新的演员，总在不断地变化，让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挑战，对自己有一个新鲜感，这样在工作上也不会枯燥。
　　斯皮尔伯格：我深有同感。
　　张艺谋：有意识地去挑战公众的口味?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可能性，对我来说，也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挑战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刚刚形成，我们还需要有观众认为好看的作品，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
　　我想以后，等我们市场规范了，可能会做一些逆反的故事，也许会有一个新鲜的感受，但是现在，通常我都会考虑观众看故事的节奏和看故事的心理，尽量让他们明白你讲的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很有意思，美国刚好相反。美国拍摄的电影敢于逆大众文化来讲故事，讲有风险的故事。它可能不是大多数公众需求的那部分，但它是作为个人、作为艺术家，有故事要诉说的东西，也许会砸锅，也许无法筹集资金，但仍然坚持自我，这就是过去15年独立电影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特别成功的原因。这些特立独行的独立电影人将拯救电影，拯救美国电影的未来。我感兴趣的正是那些勇于创新的电影人。
　　美国拍电影的历史很悠久，我们长期测试观众，观众要求某种原创性。我相信，当中国的影院增加后也会如此。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十几亿人，但全国只有2500块银幕(或译“放映厅”)，我希望将来会兴建更多的电影院。一旦影院数量增加，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口味就会变化。中国大众需要各种各样的影片，这跟美国观众一样。
　　当一部影片受到全球欢迎时，那是很奇妙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的影响，跟它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俄国、英国、新加坡的影响一样大。有些电影能在全世界获得同样的反响，仿佛我们大家是一家人，证明各国人民的共性大于差异性。这使我对人类大同充满信心。
　　张艺谋：你说得非常对，电影是最能沟通全世界人民的情感的。电影吸引我们的魅力也是在这里。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通过看电影去了解我们之外的世界的。我那时候也幻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拍一部科幻片，像你拍的那种有梦想的世界。但是我知道那需要很多的钱。
　　斯皮尔伯格：我很希望看到你拍摄科幻片，会很棒。你的蒙太奇、你的动作场景、每个画面都有丰富的想象力。你对构图、色彩、演员调度、表演、镜头移动等均独具匠心，我很喜欢。你可以拍一个完全虚幻的故事，一个并非发生在真实世界的故事，一个纯粹产生自想象的故事，会解放自己，会很享受。我可以向你保证。
　　张艺谋：中国有很多充满想象力的浪漫的题材，有很多古老浪漫的故事，我非常希望拍这样的电影，而且希望这部电影拍出来能像你的电影这样成功、好看。
　　斯皮尔伯格：有一件事我不会妥协，那就是我绝对不会光为了钱而拍电影，即便是续集也是如此。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是历史题材。随着人到中年，历史题材的影片开始吸引我。在20世纪70年代我不会拍《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影片，那时我对虚构的故事更感兴趣，想探索电影的娱乐层面，想最大限度吸引观众，有点贪得无厌，希望每位观众都来看我的影片，所以我拍得很娱乐、很刺激。随着年岁增大，多了一点自私，更多为自己讲故事，跟我事业的前半部分相比，为观众讲故事的成分少了。
　　张艺谋：这一点我和你一样，感情和对这个作品的喜爱是最主要的。拍一个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要付出许许多多的时间和努力，一年、两年、好多年，有时候剧本搞好多年，你没有那样的情感，没有那样的心，没有那样的真诚，你无法坚持那么长时间，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量。你一定是很真诚地去爱这个作品。
　　斯皮尔伯格：完全正确。我拍一部电影时，会彻底陶醉在那个过程中。我有7个孩子，有时最小的孩子叫我，叫我两三次，也许叫到第三次我才猛然听到。陶醉到连自己孩子叫我都没有听到的程度，那部电影必须值得我这样迷失。有时我把这当做衡量选择一个题材的标准，这个题材必须俘获了我。如果故事没有这样的吸引力，我不会投身于此。
　　
　　斯皮尔伯格：电影能够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张艺谋：我很期待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沟通起来
　　张艺谋：我看《慕尼黑》以后很伤感，有一种悲伤在里面，让我想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敌意，真正互相理解，真正可以停止在肉体上消灭对方的行为。我的《千里走单骑》讲的是父子的沟通，儿子都死去了，父亲才感到和儿子沟通的重要。我那个作品没有你的作品那么厚重，但也是表达一种遗憾，姗姗来迟的遗憾。很期待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沟通起来，真的互相理解，也许我们就没有那些伤心的事情了。
　　斯皮尔伯格：这是当今人类世界的问题，不仅是中东问题，还有环境问题。我们这个世界缺乏沟通。大家不愿倾听，不愿倾听对方，只愿听自己的，听自己的利益，听所代表的企业利益，听金钱，因为金钱的声音更大。
　　有人说我们的环境已经到了恶化的边缘。全球变暖，100年后，各种各样的糟糕情况发生，人类何去何从?人类很强大，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家都很强大，我们砍伐太多的树林，我们过度利用环境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我们将挥之不去。在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他们将继承一个环境极端恶劣的世界，气候发生剧烈变化。这不是科幻，不是我下一部科幻片，这些是科学的事实。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家不愿倾听，只顾自己滔滔不绝，而不愿花一点时间听别人的意见。在我看来，沟通是国家间必须解决的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只有这样，生命才能获救，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近年我拍摄的许多影片都跟这个有关。张艺谋：如果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沟通大家，我觉得当然应该思考斯皮尔伯格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一个导演，思考的问题越深，越多，他的作品越富有这样的意义。斯皮尔伯格先生拍的科幻电影或者动作电影，看起来可能是很娱乐的，但是实际上那里面有他的思考，他还是强调那种爱、那种沟通。我看了非常喜欢，真的看了眼泪汪汪。一个外星来客，和人类成为朋友，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会让你借助孩子的眼光来看到爱，而且那个爱会让你很感动，让你会突然考虑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美好。我们做导演的，如果自己坚持这样的方向，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有这样的思考在里面，我觉得都会感染人。也许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的意义吧。除了我们自己喜欢以外，也希望给人一个感受。
　　斯皮尔伯格：黑暗的影院中有着魔力。电影能够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比政客的演说更加有效。电影以及其他艺术能通过某种美学来与人沟通，激励他们行动，改善世界。人们在电影中，被各种艺术感动，被你的电影感动，于是他们会生活得更加积极向上，更有追求，甚至跟银幕上的角色产生认同，仿效他们。
　　我相信电影在人类进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着大家，让大家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斯皮尔伯格：科技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
　　张艺谋：故事讲得好与坏是电影成功的关键
　　斯皮尔伯格：我不同意说电影的历史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历史的说法。我觉得电影的历史是讲好故事的历史。莎士比亚说过，剧本是关键。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新技术会使讲故事变得更容易。我拍《侏罗纪公园》，如果没有数码科技，那些恐龙就会是老式的模型，动作僵硬，但有了数字动画这个新工具，我们可以让《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首次像真的恐龙那样。这些工具让你更加深入挖掘自己的想象力，把观众从未见过的搬到银幕上。数字革命方便了大家，方便了你描绘万箭齐发的景象，而这些箭能射到一个人的全身周围。那原本是你想象中的奇观，你怎样把它搬上银幕呢?若在15年前，这没办法。现在只要你能想出来，就能做到。所以，科技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但科技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并不重要，它只是让你取得更多的细节。
　　张艺谋：我认为技术不能决定电影的进步。电影是靠观众吸引人的。不管功能怎样，故事讲得好与坏是电影成功的关键。所有技术手段的提高，都是为了方便我们讲故事。今天的技术这么发达，镜头可以上天入地，可以把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完成，让导演讲故事的能力增加了，但是导演讲故事的压力也更大了，因为观众对故事的要求也更高了。
　　斯皮尔伯格：今天的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每年的拍片成本不断增加，现在可高达两亿七千万美元，那是非常大一笔钱。我没有看到科技在美国降低了拍片成本，反而是增加了拍片成本。
　　其他变化如电视、网络，正在夺走美国的电影观众，还有手机也在分流电影观众。手机可以放音乐，可以发短信，可以上网，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技术平台都将争夺电影观众。正因为如此，电影业可能会采取行动，发明某种全息媒介，某种全方位观影体验，不仅前面有银幕，头顶和两边也有，如同一个超级Cinerama系统、一个超级IMax。好莱坞会想方设法用新方式吸引大家看电影，以此来阻挡电影观众的流失。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则是，把故事讲得更好，以此争取观众。
　　张艺谋：中国电影也是一样。电影太依赖于技术，一个重大技术环节的突破，可能使它产生很大的变化。我无法预测50年或100年以后电影什么样子。那时还有电影院吗?电影院会不会成为了古董?那个时候可能看电影是很奢侈的事，需要花很多钱，可能这种集体的观影方式会成为一个最美好的回忆了。
　　斯皮尔伯格：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都是社会动物。我们总要出去跟陌生人坐在黑暗中共享一种经验。这永远不会消失。也许将来的影院会减少，但我们依然渴望社交经验，希望跟很多人共同观赏电影，而不是独自使用iPod。
　　张艺谋：那个时候电影导演是最光荣的职业了，因为是他使大家走到一起，进行真实的社交。
　　
　　（芳菲摘自《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18期，本文有删节）
（作者：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