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另一个名字

(一)
　　
　　5岁，我随着母亲和3个哥哥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山村，来到离家600多公里的城市，第一次见到了高耸的楼房、宽阔的马路、来来往往的车流，一切陌生而新奇。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生活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父亲所在的化工厂发生爆炸，正在当班的父亲和两名工人遇难，作为补偿，厂里给3个遇难者的家属安排了工作，答应给每个孩子每月两块钱的生活补助，直到18岁，这在1979年的中国已经算是做得仁至义尽了。
　　厂里给3名家属安排了保管员、报纸收发员和食堂管理员3个职位，母亲不识字，只好去了厂里的食堂打饭。
　　另外两个家属也是从农村来的，一个人家是两个孩子，另一个只有一个孩子。虽然她们和母亲的工资差不多，但因为要养活我们兄妹4人，我们家的生活明显比另外两家拮据许多。好心的邻居给母亲联系了一项糊火柴盒的工作，每个火柴盒给两厘钱的加工费。每天晚上，哥哥们都会早早做完作业，然后帮着母亲一起糊火柴盒。怕影响他们第二天上学，母亲一到10点便催促他们去睡觉，二哥三哥都很听话，唯有大哥，坚持要和母亲一起干到12点，大哥是个犟牛，只要认定的事，撞到南墙也不肯回头，母亲说服不了他，只好答应。于是，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和大哥糊火柴盒的背影贯穿了我整个童年的记忆。
　　
　　(二)
　　
　　后来的一天，母亲忽然就发了很大的火儿，拿着笤帚没头没脑地往大哥身上打。大哥跪在地上，梗着脖子，一声不吭。
　　原来，大哥逃学了，背着母亲去粮库里当搬运工。母亲从邻居的嘴里知道了此事，非常生气，罚大哥跪在屋中央。母亲让他认错，然后去上学，大哥不肯，母亲越打越生气，后来干脆扔了笤帚，坐在地上悲天恸地地哭了起来。
　　一见母亲哭，大哥害怕了，去拉母亲的衣角，“娘，别哭了，你要生气就接着打我吧!”
　　母亲瞅着大哥，喃喃地说：“国良，你是老大，没有了你爹，你就该给弟弟妹妹们做个榜样，年纪轻轻的就不上学了，娘还有个啥奔头儿啊!”
　　“娘，正因为我是老大，才有责任帮您支撑这个家，您老这样没黑没白地干活，早晚会累坏的，看着您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我在学校坐不住啊!”大哥说着，也哭了起来。
　　最后，母亲还是没能拗过倔强的大哥，母亲找到厂里，领导安排大哥和一个50多岁的老师傅学习钳工。
　　
　　(三)
　　
　　1986年4月的一个周末，母亲忽然买了许多糖果，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给我们几个拿出了只有过年才穿的衣服，说家里要有人来。
　　果然，邻近中午的时候，隔壁刘建超的娘领来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姐姐，母亲看上去非常高兴，留她们在家吃的饭。后来我才知道，是给大哥介绍的对象，那姐姐很喜欢大哥，对方家长对大哥也很满意，可是却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大哥结婚后得分家另过，言外之意很明显：不想让自己的闺女一结婚便要负担起3个未成年的小姑小叔的生活。母亲同意了，给那姐姐买了定亲的衣服和布料，还买了一块手表。然而第三天媒人便把东西送了回来，说大哥找她了，非要把婚给退了。母亲责问大哥为什么要退婚，大哥愤愤地说：“我是老大，抚养弟弟、妹妹是我的责任，她凭什么一过门就把我们一家分开，去她的吧，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儿也不娶这样的媳妇。”
　　大哥的犟劲儿又上来了，没办法，母亲只好把婚退了，那段时间，一说起这事儿母亲便叹气，忧心大哥会因为我们的拖累
　　初秋，刚刚升上高二，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二哥突然自做主张的在学校报名参了军，母亲得知消息的时候，木已成舟，气得母亲坐在床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自己命苦，养了一帮不听话的孩子。
　　春节，二哥没能回家过年。按照家乡的习俗，吃年夜饭的时候要给故去的和没在身边的亲人捡出几个饺子来放在一边。母亲先是给父亲捡了几个，让大哥放到外屋的供桌上去，然后又给二哥捡了几个，放在窗台上。
　　娘让我去外屋拿醋，刚跨出东屋的门，就见大哥把饺子放在父亲的遗像前，轻声地说：“爸，老二今年没回来过年，您别怪他，老二是怕拖累我娶不上媳妇才走的，您要怪就怪我吧，是我没尽到一个老大的责任。”
　　大哥哽咽了……
　　
　　(四)
　　
　　1990年，那是我们家最喜庆的一年，二哥在部队被提拔当了排长，三哥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大哥也结了婚。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感激大嫂，她没有嫌弃我们的贫穷，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她便无怨无悔的和大哥一起，省吃俭用，拉扯着两个孩子，供我和三哥读书。
　　1995年，我上高二。夏日的一天，母亲坐在院子里的马扎上择豆角，毫无征兆的，母亲择完豆角站起来想去洗菜时，忽然就向后仰去。
　　医生说，母亲死于心力憔悴，过度的劳累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母亲的心肌严重缺血，梗塞致死。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大哥顿足捶胸，抽自己的脸，骂自己没出息，让母亲受苦受累。
　　母亲过世后的第二年，我考到广州去读书，那年秋天，三哥也考上了研究生，每个月，大罚发了工资笔一件事便是给我和三哥寄钱，他总是嘱咐我们不要节省，身体要紧，可是他自己却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
　　1997年，二哥结婚时，大哥给他寄去了6000块钱。那个时候，大哥已经下岗，在街上靠给人修理自行车度日。后来听二嫂讲，拿着汇款单，二哥半天没说话，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哭了很久，这6000块钱在别人眼里也许算不了什么，但二哥知道，这些钱却是大哥所能给他的全部。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合资企业上班，结婚生子，生活一帆风顾。
　　大哥依然守着他修理自行车的摊子，风雨无阻，听大嫂说，大哥经常会向前来修自行车的路人谈起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脸的骄傲。嫂子还告诉我，大哥每天晚上必干的一件事便是看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他最关心的3个城市是北京、沈阳和上海。
　　我知道，大哥之所以关心这3座城市是因为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永远无法割合的牵挂。
　　
　　(五)
　　
　　2004年冬天，大哥的身体莫名其妙地瘦了下去，大嫂催他到医院检查，大哥心疼钱，一拖再拖，直到后来浑身无力再也干不了活时，大哥才在大嫂的陪同下去了医院。
　　大哥患的是糖尿病，需要天天吃药，大哥不让大嫂告诉我们，每次我和二哥、三哥打电话回去时，听到的总是大哥那句“一切都好”的敷衍。
　　直到二哥出差路过老家，看到大哥消瘦的样子，一再逼问，大哥才道出了实情。
　　2006年初秋，我被公司派驻澳大利亚的分公司做项目经理，大哥听说了此事，打电话来，非要让我回去看他。
　　回到老家我才发现，离上次见面仅仅过去5个月，大哥又瘦了一圈儿，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知道我忙，只在家呆了一个晚上，大哥便催我回去，他说，他只想在我出国前再见我一面。
　　临行前，我在床头放了一万块钱。让大哥看病用。大哥说什么也不肯收，说二哥、三哥给寄的钱都用不了，我到国外用钱的地方会多，穷家富路，愣是又放回到我包里。
　　我把钱塞回到大哥手里，一字一句地说：“哥，当初我上学时，你一个月挣330块钱，每月给我寄150，给三哥寄100，你说，你是老大，抚养弟弟妹妹是你的责任。现在，我们都成年了，帮你早日恢复健康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责任吗?”说着，我的眼圈儿红了。
　　大哥的嘴唇剧烈地抖动着，眼里涌出泪来。
　　大嫂帮我拎着行李往外走，大哥送我到屋门口，我强忍着泪，低着头正欲转身离开，忽然听到大哥喊我，抬头看时，大哥已走到我身边，扶着我的肩，两眼在我的脸上扫来扫去，喊着我的乳名，喃喃地说：“四丫，让哥再瞅瞅你。”
　　我喊了声哥，扑到大哥怀里，大哥紧紧地抱住我，合不得放手，兄妹俩抱头痛哭，深怕这一次，会成为永别。
　　
　　(六)
　　
　　到达墨尔本后，每个晚上临睡前我都会给大哥打个电话，希望遥远的亲情能温暖大哥那颗病痛中的心。同时，我和二哥三哥一起，四处打听着治疗重症糖尿病的方法。
　　就像当初大哥坚持认定抚养我们长大供我们读书是他的责任一样，我和二哥、三哥也一致认定给大哥治病是我们兄妹三人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亲人，我们深爱着大哥，期盼这份血脉相连的手足情能战胜病魔，重新找回当初那个像大山一样给了我们依靠和支撑的大哥。
　　(瑞瑞摘自《家长里短》2006年第11期)
（作者：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