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金手镯

　　我心中一直有一对手镯，是软软的赤金色，一只套在我的手腕上，另一只套在一位亲如同胞的异姓姐姐手腕上。

　　她是我乳娘的女兒阿月，和我同年同月生，她生于月半，我生于月底，所以她就取名阿月。周岁前后，这一对“双胞胎”就被同一位慈母抱在怀中，挥舞着小拳头，对踢着两双小胖腿，吮吸丰富的乳汁。因为母亲没有奶水，所以把我托付给三十里外乡村的乳娘。一岁半以后，伯母坚持把我抱回来，于是我和母亲被接到杭州，这一对“同胞姐妹”就此分了手。临行时，母亲把舅母送我的一对金手镯取出来，一只套在阿月的手上，一只套在我的手上，母亲说：“姐妹俩都长命百岁。”

　　到了杭州，大伯看我像黑炭团，塌鼻梁加上斗鸡眼，问伯母是不是错把乳娘的女儿抱回来了。伯母生气地说：“她亲娘隔半个月就去看她一次，怎么会错？”母亲解释说：“小东西天天坐在泥地里吹风晒太阳，怎么能不黑？斗鸡眼嘛，一定是二人对坐着，白天看公鸡打架，晚上看菜油灯花，把眼睛看斗了，阿月也是斗的呀。”说得大家都笑了。我渐渐长大，皮肤不那么黑了，眼睛也不斗了，伯母得意地说：“女大十八变，说不定将来还会变观音面哩。”可是，我仍常常被伯母和母亲当笑话谈论着，每回一说起，我就吵着要回家乡看姐姐阿月。

　　七岁时，母亲带我回家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阿月，把我们两个人谁是谁搞个清楚。乳娘一见我，眼泪扑簌簌直掉。我心里纳闷：你为什么哭，难道我真是你的女儿吗？我和阿月各自依在母亲怀中，远远地对望着，彼此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把她从头看到脚，觉得她没我穿得漂亮，皮肤比我黑，鼻子比我还扁，只是一双眼睛比我的大，直瞪着我看。乳娘过来抱我，问我记不记得吃奶的事，还絮絮叨叨说了好多话，我都记不得了。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疑团，一定要直接跟阿月讲。吃了鸡蛋粉丝，两个人不再那么陌生了，阿月拉着我到后门外的矮墙头坐下来。她摸摸我的粗辫子说：“你的头发好乌啊。”我也摸摸她细细黄黄的辫子说：“你的辫子像泥鳅。”她嘬了下嘴说：“我没有生发油抹呀。”我连忙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小的瓶子递给她说：“给你，香水精。”她问：“是抹头发的吗？”我说：“头发上、脸上、手上都可以抹，好香啊。”她笑了，她的门牙也掉了两颗，跟我一样。我顿时高兴起来，拉着她的手说：“阿月，妈妈常说我们两个被抱错了，你是我，我是你。”她愣愣地说：“你说什么我不懂。”我说：“咱俩不像双胞胎吗？大妈和乳娘都搞不清楚谁是谁了，也许你应当到我家去。”她呆了好半天，忽然大声地喊：“你胡说，你胡说，我不跟你玩了！”说完，她就掉头飞奔而去，把我丢在后门外，我骇得哭了起来。母亲跑来带我进去，怪我做客人的怎么跟姐姐吵架，我愈想愈伤心，哭得抽抽噎噎说不出话来。乳娘也怪阿月，并说：“你看小春如今是官家小姐了，多斯文呀。”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好急，我不要做官家小姐，我只要跟阿月好。阿月鼓着腮，还是很生气的样子。母亲把她和我都拉到怀里，捏捏阿月的胖手，她手上戴的是一只银镯子，我戴的是一对金手镯。母亲从我手上脱下一只，套在阿月的手上说：“你们是亲姐妹，这对金手镯，还是一人一只。”乳娘说：“以前那只金手镯，我收起来等她出嫁时给她戴。”乳娘从蓝衫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黑布包，打开取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圆，递给我说：“小春，乳娘给你买糖吃。”我接在手心里——还是暖烘烘的——眼睛看着阿月，阿月忽然笑了。我好开心。两个人手牵手出去玩，我再也不敢提“两个人被抱错”那句话了。

　　我在家待到十二岁才再去杭州，但和阿月却不能时常在一起玩。一来因为路远，二来她要帮妈妈种田、砍柴、挑水、喂猪，做好多好多的事，而我天天要背古文，不能自由自在地跑去找阿月玩。不过逢年过节，不是她来就是我去。我们两个肚子都吃得鼓鼓的，跟蜜蜂似的，彼此互赠了好多礼物：她送我用花布包着树枝的坑姑娘（乡下女孩子自制的玩偶）、从小溪里捡来的均匀的鹅卵石、细竹枝编的戒指与项圈；我送她大英牌香烟盒、水钻发夹、印花手帕；她教我用指甲花捣出汁来染指甲。两个人难得在一起，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可是我一回到杭州，彼此就断了音信。她不认得字，不会写信。我有了新同学也就很少想起她。但每当我整理抽屉，看见阿月送我的那些小玩意时，心里就有点怅惘。我一天天长大，自己没有年龄接近的姐妹，就不由得时时想起她来。

　　再见时，母亲双鬓已斑白，乳娘更显得白发苍颜。乳娘紧握我的手，她的手是那么粗糙，那么温暖。她眼中泪水滚落，只是喃喃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总算我还能看到你。”我鼻子一酸，也忍不住哭了。阿月早已远嫁，正值农忙，不能马上来看我。十多天后，我才见到记忆中的阿月。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怀中抱着一个孩子，一袭花布衫裤，泥鳅似的辫子已经盘在后脑。十八岁的女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一眼看见她左手腕戴着那只金手镯，我却嫌土气没有戴，心里很惭愧。她竟喊了我一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我连忙说：“我们是姐妹，你怎么喊我大小姐？”乳娘说：“长大了要有规矩。”我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您的奶长大的。”乳娘说：“阿月的命没你好，她十四岁就做了养媳妇，如今都是两个女儿的娘了。只巴望她肚子争气，快快生个儿子。”我听了心里好难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当晚我和阿月并肩躺在大床上，把两个孩子放在当中。我们一面拍着孩子，一面聊着别后的情形。她讲起婆婆嫌她只会生女儿就掉眼泪，讲起丈夫，倒露出一脸含情脉脉的娇羞，真希望她婚姻美满。我也讲了一些学校里有趣的故事给她听，她有时咯咯地笑，有时眨着一双大眼睛出神，好像没听进去。我忽然觉得我们虽然靠得那么近，却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再像我第一次回家乡时那样一同玩乐了。我跟她说话的时候，都得想一些比较普通，不那么文绉绉的字眼来说，不能像跟同学一样，嘻嘻哈哈，说什么彼此马上就懂。我呆呆地看着她的金手镯，在橙黄的菜油灯光里微微闪着亮光。她爱惜地摸了下手镯，自言自语道：“这只手镯，是你小时候回来那次，太太给我的。周岁给的那只已经卖掉了。因为爸爸生病，没钱买药。”她说的太太指的是我母亲。我听她这样称呼，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远了，只是呆呆地望着她没作声。她又说：“爸爸还是没救活，那时你已去了杭州，我想告诉你却不会写信。”她爸爸长什么样子，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只是替阿月难过。我问她：“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嫁？”她笑了笑说：“不是出嫁，是我妈叫我过去的。公公婆婆借钱给妈做坟，婆婆看我还会帮着做事，就要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半开半闭的，好像在讲一个故事。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来，看看我的手说：“你的那只金手镯呢？为什么不戴？”我有点愧赧，讪讪地说：“收着呢，因为上学不能戴，也就不戴了。”她叹了口气说：“你命真好，能去上学。妈说得一点不错，一个人注定的命，就像钉下的秤，一点没得翻悔。”我说：“命好不好是由自己争的。”她说：“怎么跟命争呢？”她神情有点黯淡，却仍旧笑嘻嘻的。我想，如果不是同吃她母亲的奶，她也不会有这种比较的心理，所以还是别把这一类的话跟她说得太多，免得她知道太多了，以后心里会不快乐。人生的际遇各有不同，我们虽曾同在一个怀抱中吃奶，我却因家庭背景较好，有机会接受教育。她呢？能安安分分、快快乐乐地做个孝顺媳妇、勤劳妻子、生儿育女的慈爱母亲，就是她一生的幸福了。

　　婴儿啼哭了，阿月把她抱在怀里，解开大襟给她喂奶。她用手轻轻拍着，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婴儿，一脸满足的样子。我真难以相信，眼前这个只比我大半个月的女孩子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母亲了。而我呢？除了啃书本，就只会跟母亲闹别扭，跟自己生气，我感到满心惭愧。

　　阿月已很疲倦，拍着孩子睡着了。乡下没有电灯，屋子里黑洞洞的，只有床边菜油灯微弱的光摇曳着，照着阿月手腕上黄澄澄的金手镯。我想起母亲常说的，两个孩子对着灯花把眼睛看斗了的笑话，也想起小时候回故乡，母亲把我手上一只金手镯脱下，套在阿月手上时慈祥的神情，真觉得我和阿月是紧紧扣在一起的。

　　阿月第二天就带着孩子匆匆回去了。仍旧背上背着大的，怀里抱着小的。一个小小的妇人，显得那么坚强、那么能负重任。我摸摸两个孩子的脸，大的向我咧嘴一笑，婴儿睡得好甜，我把脸颊凑过去，一股子奶香。我说：“阿月，等我大学毕业，做事挣了钱，一定接你去杭州玩一趟。”阿月笑笑，眼睛湿润了。母亲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急急跑上楼，取来一个小小的银质铃铛。她用一段红头绳把铃铛系在婴儿的手腕上，说：“这是小春小时候戴的，给她吧。等你生了儿子，再给你打个金锁片。”母亲永远是那般仁慈、细心。

　　我回到杭州以后，不时取出金手镯，套在手腕上对着镜子看一会儿，又取下来收在盒子里。这时候，金手镯对我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件纪念物，而是紧紧扣住我和阿月这一对“同胞姐妹”的一样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

　　可是战时为了生活，万不得已中，金手镯竟被我拿去变卖，化作金钱救急。记得我拿着金手镯到银楼去换现款的时候，竟连一点感触都没有，难道是离乱丧亡，已使此心麻木不仁了？

　　与阿月一别已近半个世纪，母亲去世已三十五年，想来乳娘亦不在人间，金手镯也化为乌有。可是光阴逝去，忘不掉的是点滴旧事，忘不掉的是梦中的亲人。阿月，她现在究竟在哪里？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她的孩子又怎样了？她那只金手镯还戴在手上吗？

　　但是，无论如何，我心中总有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我手上，一只套在阿月手上，那是母亲为我们套上的。

　　（杨 梅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琦君散文精选》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