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

　　一

　　1948年5月，父母在上海结婚后来到北京，先住在东单多福巷，后搬到东交民巷。父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亲在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从当时购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来：席梦思床、梳妆台、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带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摇篮是我第一个住所，周围的家具又高大又庄严。我摇摇晃晃离开摇篮，穿过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脚从桌面看到了地平线。

　　从东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号。在迁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一样闯进我们的生活——包括两张写字台，一张深棕色，带三个并排抽屉，一张浅黄色，是那种带文件柜的“一头沉”，归父亲使用，锁住全家的最高机密；还有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和两张床。公有财产以不容置疑的军事共产主义面貌，深入家家户户，钉着所属单位的铁皮标牌。父亲每月工资单中扣掉的那几分钱，就是租赁费。

　　公用家具从此扎下根来，带领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从中长大。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公用家具如此坚固耐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带小资情调的私有家具，转眼走向衰败。

　　首先密谋造反的是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一个个从麻绳中挣脱出来，东奔西突。且不说睡觉硌腰硌腿，还彻夜吱嘎作响，如同音调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门来修吧，正赶上困难时期，吃喝还没着落呢。

　　经多方打听，据说有家小工厂收购弹簧，每个5块钱。父亲大喜过望，利用周末拆下总共28个弹簧，换上木板。从单位借来三轮车，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信息有误，全部弹簧只值5块钱。只好把弹簧堆在阳台上，弹簧经风吹雨淋生了锈，最后被卖给隔壁废品收购站，换来几块水果糖，分给我们兄妹仨。

　　紧接着是4把餐椅的弹簧遥相呼应——或许跟席梦思床是同一厂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亲找来五合板，连锯带钉，平息了一场“叛乱”。虽说五合板不怎么顺眼，但坐在上面踏实。还没来得及刷漆就赶上“文革”，椅面一直裸着，而岁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状将其涂上暗色。

　　二

　　作为长子，我自幼学会干家务活儿，帮钱阿姨择菜、洗碗、生火、打扫厨房。让我困惑的是，那个旧餐具柜的玻璃拉门怎么擦洗都没用，湿布抹过有些透亮，可水渍一干就又乌了。我总想让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惊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败告终。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后来才知道这叫乌玻璃，就是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这乌玻璃，怎么擦洗都没用。

　　上到初一，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带锁的抽屉，那感觉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的诗句“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写的正是这种狂喜。在我锁住的抽屉里，有攒下的零花钱、笔记本、成绩单、贺年卡和小说处女作，还有一张我暗恋的表姐的照片，其实只不过是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样有生老病死。我上初中时，它们突然老了——五斗柜内牚折断，抽屉打开关不上；书架摇晃，承受不住经典著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响，抱怨自己和人的命运；覆盖餐桌的厚玻璃破碎，父亲用胶布粘上，但胶布很快就失效了，还发出一股馊味。

　　塑胶贴面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父亲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而遍及全国的装修潮流还远在地平线以外。一天，他从五金店买回几块塑胶贴面边角料，屎黄色，估计那是降价的原因。他用乳胶把几条边角料对接，用经典著作和瓶瓶罐罐压在上面，几个小时后，试验成功了。塑胶贴面远比玻璃经久耐用。父亲十分得意，又买来更多的塑胶贴面边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头柜、桌面，几乎全都被覆盖了。

　　父亲花25块钱，从郑方龙家引进了一个牛皮的单人沙发，大而无当，和现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如蜷缩的巨人，卡在衣橱和父母的床之间。这笔交易是可疑的：没过多久，一个弹簧从皮垫正中伸展出来，仿佛怒放的牵牛花，躲都躲不开，其他弹簧也纷纷探出头来，此起彼伏。包沙发的厚牛皮也开始脱落，像正在被剥皮的大橘子。

　　梳妆台几乎成了我家唯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诞生在我之前。在大镜子两侧各有一个小柜，其间是玻璃通道，像长方形鱼缸，上面的玻璃盖早就碎了，而梳妆凳也不翼而飞。大镜子因年久变得模糊，像得了遗忘症，它记住的恐怕只有母亲的青春。它背对时代，它的存在让我不安，让我羞惭。

　　父母去了干校。赶上工休，我借来三轮板车，把梳妆台拉到东单旧货店，卖了30块钱，如释重负。我用这笔钱请哥们儿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了一顿，纪念我们转瞬即逝的青春。

　　三

　　父母从干校回来，家里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汉那样东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亲继续用塑胶贴面到处打补丁。

　　我家买来全楼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娱乐革命。电视机放在外屋靠北墙五斗柜塑胶贴面的正中央，取代了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赶上放电影，邻居们拎着板凳、马扎蜂拥进来。那是集体共享的快乐时光。随着各家也纷纷添置了电视机，家里清静下来。

　　电视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观看姿势——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为依托。正当脖颈僵硬、脊椎扭曲之时，小曲出现了。他住6号楼，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电车售票员。他那典型的蒙古脸上总是笑呵呵的，眯缝着眼，好似透过风沙看到绿洲。他说时代变了，看电视就得坐沙发，提议帮我家打一对。我们参观了他自制的简易沙发，既舒适，成本又低。那是全国人民共用减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让我和父亲都有点儿眩晕。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买来扁担、弹簧、麻绳、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过来。人家心灵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最后，他还顺手打了个茶几，放在两个沙发中间。

　　坐上简易沙发，不知怎的，竟会顿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如坐在龙椅上的君王。有了沙发当然好处多，待客用不着像开会，既体面又有距离，关键是，我们与电视的关系变了。看来沙发与电视是现代生活中的对应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电视的邻居纷纷来取经，这下可忙坏了小曲，他乐此不疲。由简易沙发带动的新浪潮，与电视一起改变了全楼的生活方式。

　　四

　　自打认识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虽说他贩卖的主要是19世纪俄国文艺理论。他口若悬河，词句随吞吐的烟雾沉浮。他穷时抽“大炮”，富时抽雪茄。

　　一天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别林斯基的面具，抽着古巴雪茄“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布，无论以美学还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家那些破烂家具早就该统统扔掉。他用一个优雅的手势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颓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造一个书柜。我刚一指那摇摇欲坠的书架，就被一个坚定的手势制止。“我说的是体面的书柜，带玻璃拉门、具有现代形式感的那种，那才代表知识的尊严。”他说。

　　被他说服了，我继而说服了父母。我家有几块厚木料，堆在过道，正好派上用场。林大中开始画图纸，量木料，但他事先声明，他是设计师，干活必须得找小工。那年头哥们儿有的是，闲人有的是，打架、盖房、做家具，随叫随到。我找来孙俊世和李三元，都是同一“沙龙”的哥们儿。林大中把图纸交代下来，抽着“大炮”转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10点半左右，二位来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开聊，他们正在同读原版的《动物农场》。11点多钟才起身开工。第一步是要把木料锯成8厘米厚的木板。我跟着把木料搬到大院，绑在一棵树上，他俩拉开大锯，边锯边聊，从“所有动物都是同志”聊起，转眼已到中午。我赶紧下面条、炒菜，备上二锅头。二位胃口特别大，尤其李三元，能顶三个人的饭量。孙俊世一喝酒，白脸变红脸。聊到“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时，已下午3点多了，接茬儿干活。天擦黑前再喝两回茶。晚饭自然要多备几个下酒菜，当聊到“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时，孙俊世的脸膛已由红变紫。

　　林大中以监工身份偶尔露露面。他指出《动物农场》在“冷战”背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后，又没影儿了。

　　这些木板锯了半个多月，我们家眼看快破产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给都用光了，油瓶也见底了，但工程似乎遥遥无期。母亲开始忧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说，现在已进入最后的工序。

　　那天，林大中带来一卷深褐色木纹纸，他挽起袖子，刷上乳胶，把一张张木纹纸贴好，再罩上清漆。第二天，在他的监督指挥下，书柜终于组装好，安上玻璃，堂堂正正立在那里。我们为知识的尊严干杯。

　　谁知道，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被卡住——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和鞋帽取代，最后它被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瓢盆。不过这书柜在辗转漂泊中经住了考验，一直坚持到全国人民改用乘法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