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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小雁开着车来旅馆接我去做客。由于路上堵车，我到她家时已经饥饿难耐，急忙打开冰箱，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半块比萨饼和几个苹果。“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平时不做饭吗？”我大为不解。

　　她说：“是的，基本上不做饭，也不会做饭。”

　　“那我们就随便下碗面条吧。”我表示大度和通融。

　　但她说家里连面条也没有，真是不好意思啊。她拉着我到超市去买食品，在地下停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汽车在水泥柱子上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想那里肯定出现了一道惨不忍睹的刮痕。她笑了笑，没打算下车去看看。“没关系，我这辆车是碰碰车，三天两头就要同人家亲热亲热的。”她满不在乎地一扬头，我暗暗佩服她的豪放。我想起刚才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被她的那辆汽车吓了一跳，如此伤痕累累和蓬头垢面，像堆破铜烂铁。我心想：这家伙该不是在美国失业了吧？

　　她把这堆破铜烂铁开得很疯很野，面对着一路上疯疯野野迎面扑来的高楼和立交桥，给我介绍洛杉矶的脏、乱、差，介绍这里华人区的迅速扩展，介绍美国中产阶级喜欢的好莱坞和沃尔玛，当然不忘记把沃尔玛、梅西、FoodLion这一类超市批了个遍，说这类超市如此工业化而没有人情味，如此全球化而毁灭各民族文化传统，真是十恶不赦。中国大陆可以学美国，但怎么能把美国这么糟的东西学过去呢？中国什么时候变得比美国还美国了呢？她提到什么需要引用的词语时，就两手举在耳边，各用两个指头挠一挠，表示口语中的引号所在。她这样做，有几次两手完全离开了方向盘，眼看着无人控制的汽车朝一辆黄色货柜车迎头撞去，吓得我心差点要跳出来。

　　我已经在美国多个场合见过这种两手挠耳的小猫姿态了。于是发现美国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说美国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并大举讨伐之外，大概都有这样的特征：

　　一、笨得不会做饭菜。二、汽车脏了或碰坏了根本不去在意。三、说话时经常像猫一样举起双爪，在耳边挠出引号。四、一般不喷香水——我在香港为小雁买的香水，算拍马屁拍在马腿上，被她收下了，也被她嘲笑了。“穿套装喷香水的，那是女秘书！”她笑着把“女秘书”三个字说得很重，意思不言自明：你傻帽了不是？

　　这些特征源于什么，不得而知。但你完全可以依据这些特征，把她们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比如很容易与浓妆艳抹、光鲜亮丽的下层打工妹区别开来，与衣色深暗、低调并且从不出入超市的上流贵妇区别开来。美国社会批评家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提到：“最穷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没钱赶时髦;最富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他们的任何行为、举止本身就会创造时髦。那么时髦是什么呢？时髦不过是社会中层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乱的文化站队和文化抱团。”

　　小雁从她十分愤恨的沃尔玛超市买回食品之后，十分谦虚地向我请教如何做菜，包括如何下面条，让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她以为她是谁？她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更没有在太平墟当过知青，难道她从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成了洋教授，连面条也不会煮了？她又请来一个中国学者和一个韩国学者作陪，更加谦虚地向大家检讨她不会做菜，家里也缺少必要的储备，因此主菜只是一些买来的成品和半成品，没有什么像样的好东西，请大家来只是聚聚而已。她快快活活地愧疚着，好像她一旦会做菜，而且家里食品储备颇丰，就成了个假教授，如同中国老妈子，就低人一等了;好像她不长时期这样自我折磨，就要让同伴们大惊小怪了，就负有欺民和扰民之责了。因此这种愧疚成了学院精英之间一道必要的迎宾大礼。

　　来客也是精英，衣着都朴素和随意。其中一位女士席间说到她有一枚钻戒，是丈夫买给她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该不该戴上，总是心怀愧疚地觉得一戴上就是向资本主义或者共和党妥协了。他们把这一类事谈得很认真，就像他们同样把住房升值、波兰会议、学院终身教职、波德莱尔的诗歌、卢旺达的军阀专制等谈得很认真一样，餐桌上荡漾着“左”派的舒适气氛或者舒适的“左”派气氛。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钻戒女士对一种形如小粽子的阿根廷菜十分惊喜，重点向大家推荐：“好吃！你们都尝尝。”在一片“好吃”的热烈赞赏中，我差一点也跟着附和了。但我对那些用绿叶包着的半熟米粒或豆粒实在没有兴趣，没嚼出什么味，便斗胆向他们另外推荐油淋豆豉辣椒萝卜——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前几天送给我的，就藏在我的旅行包里。他们对这种常见的中国菜没有特别的新奇之感，但片刻过去，我发现这盘油淋豆豉辣椒萝卜已经被一扫而光，而他们盛赞“好吃”的阿根廷菜却堆积无减，一直暗受冷遇。

　　他们在饭后仍然在称赞阿根廷菜，这有点奇怪。

　　显然，从他们的生理口味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那种奇怪的“粽子”。但他们在餐桌上必须发动对这道菜的赞赏，那么他们的赞颂必定不是来自肠胃，而是来自大脑，不是来自欲望，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分子嘛，吃也得知识化起来，就像钻戒也得戴出政治感来。阿根廷菜是少见之物，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因此最可能被有身份的人士喜爱，至少也要被尊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亚裔学者的眼里，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现代精英以文化的开明和多元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边缘地暧昧不清吗？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一盘突然冒出来的代表阿根廷文化的菜掉以轻心？怎么可能因逞口腹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

　　看来精英也难当，有时口舌必须服从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