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友谊

　　12年前的那个夜晚，他在天空，他在地面，互相朝对方发起致命攻击。12年后，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流下了理解与感动的泪水。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但是只要一出城，马上就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在塞尔维亚乡村，还像多年前一样，随处可见沿着鹅卵石路向前踏行的骡马，以及带着自种果蔬去市场出售的农民。

　　2011年，我来到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斯克里诺瓦克镇，为的是拜访一位名叫左尔坦·丹尼的面包师。左尔坦的面包店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旧建筑，和他从小居住的房子相邻。一进面包店，我就看到了左尔坦，他戴着面包师帽子，系着围裙，身上沾满面粉，正在一张大桌子上擀面。他面带笑容地走向我，我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也向我还礼，然后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仿佛久别重逢的兄弟。可12年前，我们都曾试图杀死对方。

　　12年前，我作为美军飞行员，在科索沃战争开始的第一周，驾驶一架F-117隐形战机参加了空袭。那是1999年，我的任务是深入敌方战区，轰炸敌方最坚固、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几个军事目标。那是一次可怕的行动，我竭力想象我的目标都只是些钢铁和水泥，忽略人的痕迹。

　　执行任务的头三个夜晚，一切顺利，我的目标全部被命中。第四天夜里，我要轰炸的是塞尔维亚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飞行途中，我的飞机始终受着热寻导弹、雷达制导导弹和高射炮的威胁，真可谓进了龙潭虎穴。隐形技术并不能让飞机完全隐藏起来，只能让它的隐蔽性更强一些。即将飞入塞尔维亚领空时，我关了灯，收回天线，关了无线电和收发器——关闭了所有会暴露飞机位置的能发出或接收信号的装置。就要越过边境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能听到一声呼叫：“解除任务，你可以返回基地。”但我始终没收到这句无线电呼叫。

　　我飞进塞尔维亚，击中了目标，开始掉转机头，准备飞回位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就在此时，两枚萨姆-3防空导弹朝我的方向飞来，直到导弹穿过了云层，我才发现它们。

　　导弹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3倍，我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枚导弹飞过来时，我闭上眼睛，等待着爆炸的冲击力。我知道爆炸会产生一个大火球，闭上眼是为了防止被火焰灼瞎。我感觉到第一枚导弹在飞机右侧一掠而过，机身随之晃了一下。随即，第二枚导弹击中了我的飞机。爆炸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力，一团巨大的闪光伴随着热浪裹住飞机，飞机左翼被炸掉，机身打了一个滚。我的身体从座位上飞起来，那一刻，我想这次是真的完了！

　　1.5秒后，我拉动弹射手柄并打开了降落伞，然后一边落向地面，一边看着我的那架隐形战机坠毁在一片农田里。我的落地之处离那里有一英里远，塞尔维亚士兵立刻拥向农田搜寻我。我藏在一条灌溉渠里，最近的时候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米远。我在那里隐藏了8个小时，直到一架美国直升机赶到将我救出。

　　在等待被救援的漫长时间里，我的脑子始终想着那个在地面操纵导弹把我打下来的塞尔维亚军人。我非常想站在他面前，向他说一句：“谢谢你没炸死我。”

　　12年过去了，我终于有机会亲口对他说出这句话。2006年退役后，我和家人搬到新罕布什尔州，我作为平民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工作。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塞尔维亚纪录片电影制片人泽利克·米尔科维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问我是否愿意重回一次塞尔维亚，和当年用导弹打下我的人左尔坦·丹尼见个面。

　　我当然愿意，并且打定主意，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朋友和左尔坦见面。我由衷地想要与左尔坦化敌为友，但我不确定的是，我上一次去塞尔维亚，是为了向那里投炸弹，如今我再去，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左尔坦从塞尔维亚军队中退役，学习了酥点制作技术。制作酥点用的薄面片很不好擀，可看着左尔坦的动作，擀面片也仿佛成了一种艺术。只见他把揉好的一团面摊在桌子上，擀了几下，然后将面抛起来，让其翻转再平摊在桌子上，再擀几下，一块纸一样薄的面片就做好了。

　　接着，左尔坦给了我一条围裙和一顶厨师帽，让我试试和他一起干。我在揉面和擀面时做得倒还不错，可是抛面时就露怯了，老是把面扯坏。那天我糟蹋了不少面粉，好在左尔坦并不介意，一直安慰我。干活时，我看见他的脸上沾上了面粉，想都没想，就伸出手把它擦了下来。

　　学完厨艺，我告诉左尔坦，我想看看当年藏身的那块农田。左尔坦开车，泽利克的摄制组跟在我们身后。我很幸运，不仅找到了曾经藏身8小时的那条灌溉渠，还见到了在地里干活的几位农民。我心里所有怕被当作敌人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把我也当成了一位英雄。我驾驶的隐形战机曾经坠落在这里，让这个地方从此出名。

　　回到左尔坦家，我拿出了带给左尔坦家人的几件礼物，我给孩子们的是几个棒球和棒球手套，给左尔坦的是一个F-117战机模型。当年他亲手打下了一架原型战机，想必会喜欢这个模型。

　　左尔坦和我开始长谈，他是个非常善良斯文的男人，和我一样有着自己的信仰，挣钱养家，和亲朋好友处得都很好。当然，我们也谈起了“那一天”的事情。

　　当年，左尔坦43岁，我40岁。他说，他的部下每次用跟踪雷达扫描20秒，就马上关闭雷达并且转移，因为20秒足以让敌人——也就是当年的我——发现他们的所在地。通常进行两次扫描后，他们就不再尝试，因为那样太危险。但是那天夜里，左尔坦有一种感觉。他进行了第三次扫描，果然发现了目标，他完成了一件从没有人成功做到的事情——打下了一架隐形战机。

　　相处几天后，我向左尔坦告别，我们约定互相保持联系。左尔坦没有失信，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他们一家人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逗留了一星期。泽利克也来了，他拍摄下了左尔坦的美国之旅。这次，左尔坦给我带来了一个萨姆-3防空导弹模型。

　　“你知道这是什么，对吗？”他说着，朝我咧嘴笑了笑。

　　我也笑了：“没错，这东西让我永生难忘。”

　　2012年，我去塞尔维亚参加了泽利克的电影《第二次见面》的首映式，放映结束后，观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女士对我说：“当年，在我们的士兵把你打下来的时候，我欢呼着，和朋友们庆祝胜利。得知你没被导弹炸死时，我们都觉得还不够解气，我们认为你就应该死掉。”观众席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位女士接着说，“但是现在，我们终于了解了你，我很高兴你能来到这里，很高兴你当年活了下来！”我一边听着，泪水就一边流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误解，带给我们的是本不该有的伤痛。我在有生之年能认识左尔坦阳光、快乐的一家人，这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下面这句话也许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文化和种族团体都有机会相见，并且能真正地彼此了解——就像左尔坦和我这样——怎么可能还会有战争呢？

（作者：达尔·吉尔科 来源：《海外文摘》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