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言说的心事

　　从小在台湾随父母看《四郎探母》，先入为主地认为《四郎探母》就是一部宣扬孝道的戏。我坐在母亲旁边，看到杨四郎见娘，跪在地上，叩拜母亲，口中唱着：“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看到母亲竟然从皮包中找手帕拭泪，我不理解是为什么。

　　其实真正教我看懂《四郎探母》这出戏的，不是母亲，而是服兵役时认识的一些军中的老士官。

　　服兵役的时候，我住在陆军军官学校里，帮忙整理校史，在残破不全的资料里看到一个军事学校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历史悲剧。写到疲倦而沮丧的时候，走到校园里，碰到一些老士官，他们站起来，说：“少尉好！”他们毕恭毕敬地向我敬礼，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很多，我觉得有些不安，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忽然听到他们身边的收音机里唱着一句：“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我心中一惊，面前这些面目苍老黧黑、一生颠沛流离的老士官，他们的故事，仿佛就是杨四郎的故事，是战争中千千万万与亲人分离的悲哀与伤痛，不可言说的心事，都化在一出“探母”的戏中。

　　我开始注意到凤山黄埔军校的校园中，或者整个黄埔新村的眷村中，总是听到《四郎探母》，总是听到一个孤独苍老的声音，在某个角落里沙哑地哼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

　　我在整理黄埔军校校史的同时，开始和这些在各个角落听《四郎探母》的老兵做朋友，听他们的故事。

　　一个叫杨天玉的老兵，山东人。1949年的一天，他的母亲打了一捆柴，要天玉扛着到青岛城里去卖。那一年他16岁，扛着柴走了几天，走到青岛，正巧碰到国民党军队撤退，他说：“糊里糊涂就跟军队到了台湾。杨四郎15年没有见到母亲，我娘呢，20年了，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到哪里去了。”

　　另外一位姓张的老兵，四川人。后来熟了，才知道他兵籍号码牌上的名字不是他的真名。他总是说：“名字啊，不重要，不重要。杨四郎，杨延辉，不是也改了名叫木易吗？”

　　如果《四郎探母》是清代官方的文宣，这种文宣是非常高明的，戏剧创作者抓到了人性的基础，使人有机会超越现实政治的对立关系，从“人”的本性出发，互助互爱，不被团体的族群分化限制，有更阔大也更健康的伦理态度。

　　在台湾与大陆政治分隔40年后，探亲令下，我在报纸上读到，忽然忆起那些军中的老友，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在回家探亲的路上，在家乡的老屋里长跪地上，或叩首于母亲的灵前，心中仍是那一句：“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

　　后来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四郎探母》忽然被禁演了。没多久，又解禁了，甚至加上《新四郎探母》这样的名字。我赶去看，看到探母见娘一段，照样痛哭，照样磕头，照样千拜万拜。但是，拜完之后，忽然看到杨四郎面孔冷漠，从袖中拿出一卷什么东西递给母亲，然后告诉母亲：“这是敌营的地图，母亲可率领大军，一举歼灭辽邦。”

　　我看了大笑。杨四郎的故事没有完，在人被政治扭曲的现实中，杨四郎必须是埋伏在敌营的情报员，负有谍报的任务。因此，原本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却忽然使人对杨四郎产生了空前的反感。我看到一些刚揉完眼睛的老兵，忽然离座，他们走出剧院，走进繁华城市的荒凉夜色中去，因为舞台上的杨四郎已经被政治污染了。

　　《四郎探母》其实是一出反战的戏，它以人的深情对抗战争、政治的残酷。

　　四郎要见母亲，是真情；四郎恨辽国，是真情；四郎爱铁镜公主，是真情；四郎回家，见到元配妻子孟夫人，觉得心如刀割，满是愧疚忏悔，也是真情。杨四郎所有的真情纠结成他现世的矛盾，成为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人们爱杨四郎，跟着他一起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暗自觉得自己也有跟杨四郎同样的矛盾，在两难的矛盾中，只有更多的自哀、自叹以及自责吧。

　　（宁静姿涵摘自译林出版社《无关岁月》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