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一件1983年夏天去吉林市的事,然后再说一件1984年夏天从大连回上海的事,两件事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1983年的时候我是助教,出去开会只能坐火车硬卧,不能乘飞机。可是1983年的时候想买卧铺票很难,我只好上车补。火车刚离开上海,我已经站在补票的车厢排队。那是七月,火车上没有空调,所有的车窗都开着,但是所有的夏天炎热还是都在车厢里。广播里说,要过了无锡才能补票。我安心地站着等,那时的我,耐心比现在好无数倍。我的前面是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旁边还有一个大箱子。孩子总在她怀里动,还挣扎和哭,女人为难地一会儿离开队伍,一会儿又回来。我对她说:“你就站在旁边吧,等会儿我帮你一起补票。”女人感激地说:“谢谢你,真谢谢你。”女人告诉我,她是去大连探亲,爱人在海军,在沈阳转车。
这是一次到沈阳的车,我也是在沈阳转车。
补到卧铺,已经是深夜,我帮女人拎着箱子朝卧铺走去。
卧铺早已安静地睡去,灯全熄灭。我帮女人拎着箱子摸黑地走进来时,心里只觉得那些睡着的人多幸福,原来如果上车前就有一张卧铺票,是可以如此优越的!
我用自己天生的好视力寻找着卧铺号,我是中铺,她是隔壁一间的上铺,我让她和孩子睡在我的中铺上,我到隔壁的上铺躺下了。我离开她时,
她对着我,也是对着黑很轻声地说:“谢谢你,真谢谢你!”
我躺在上铺,没一会儿就优越地睡着了。
早晨醒来,车厢里已经被七月太阳照满,我看见女人坐在铺上和孩子玩,我刷了牙洗了脸,就去餐车吃面条了。
餐车人不多。五毛钱一碗肉丝面。我吃着,看着窗外的田野飞快逝去,火车在符离集停下了。
这是一个烧鸡着名的地方。我想,等回来的时候,要买一只烧鸡带回去。
可是还没有等我想更多的,火车已经开动。接着听见的是车站上的一片混乱,脚步声和喊叫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回到卧铺。卧铺里也在混乱。那个在大声说话的是列车长。他说,他干了二十几年铁路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要到铁道部去告!他发纸头给大家,让大家写下看见的情景,签上名,做证,他要告到铁道部。
原来,车站打错信号,火车提前四分钟开了。不少人买烧鸡,来不及上车。那个女人抱着孩子,也没上车,她的箱子还在车上。
事情接着怎样?车长不知听谁说的,昨天夜里是我送女人和孩子进卧铺的,于是就让我学雷锋学到底,明天一早到了沈阳先别去吉林,在沈阳逛逛,傍晚五点半他在车站通勤口等我,女人和孩子坐后面的车到沈阳,我陪他一起把箱子交给女人。车长没说女人,而是说女同志。我一口答应了。车长说,到吉林的票,他会帮我解决,一定有座位的!
我早晨五点半到沈阳,一直逛到傍晚,傍晚五点半和车长在通勤口碰头,女人抱着孩子来了。车长把箱子放在女人面前,女人激动地和我拥抱,那是1983年,中国的普通男女,还不会这样的拥抱,但是她拥抱了我!
我乘半夜的车去吉林。车长帮我买的票没有座位,他说,真抱歉,没有座了,你以后再到沈阳来一定找我,我姓张!我昏昏欲睡地站着,列车驶过黑夜,我没有一点埋怨,很像雷锋,故事结束。
又是夏天,1984年了,我在大连开完会,陪着着名的陈伯吹先生先到沈阳,再回上海。辽宁作协为我们买沈阳到上海的卧铺,可是他们把我们送到车站时,没有给我们票,而是给了一张纸头,纸上写着列车长的名字,列车长姓陈,他们说,姓陈的列车长会为我们办好卧铺票。
列车员说,陈车长今天根本不当班。我急得发昏!因为陈伯吹先生年纪大了。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我让陈伯吹先生先坐在卧铺,我站在过道上等。其实我也不清楚等什么。这时我没有雷锋感觉。
结果我等到了张车长!
他从过道那一头走来。我大声喊:“张车长!”我的眼泪想出来。我说:“张车长,你还记得我吗?”
他看看我:“你就是那个学雷锋的大学老师!”
张车长为我们补了票。他说,今天如果没有卧铺了,我就让你们睡到列车员的车厢去!
第二个故事也结束。
两个故事加起来的完整故事结束。
再加个结束语:哪怕车厢的灯全熄了,还是会有人看见你,我送女人和孩子进卧铺就被黑暗里的人看见了。如果你“学过雷锋”,那么你会等到“张车长”。
(作者:梅子涵 来源:《新民晚报》2011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