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比“有什么”更重要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一句有着深刻时代背景和地理背景的口号。它不适用于很多国家和很多文明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它不适合大部分国家，而几乎只适用于中国。对于西方文明国家来说，它们已经完全品尝了城市化与文明程度共同进步的果实，城市对于它们而言已经不再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在两百多年前就曾经爆炸性（而且不乏预见性）地评价道：“大都市是人类邪恶本性的渊薮。”同样，对于很多苦苦挣扎的城市来说，城市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我们很难想象在墨西哥城、拉各斯（尼曰利亚第一大城市）或是达卡（孟加拉国的首都）那些连绵不断的贫民窟里，城市除了贫穷、疾病和犯罪之外还孕育了什么。在电影《上帝之城》里，我们看到了在秽物遍地的社区里（如果它们还能够被称为社区的话），生命和尊严怎样被环境碾为齑粉。
　　如果我们看到了上面这些对于城市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否定证据，再回过头来看这句世博会的口号，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城市观。因为，正是现在，正是在这块土地上，城市史无前例地成了文明的象征。城市化被当做了文明进步的表征，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表征。城市生活的很多物质象征：留声机、电话等等，都是在世博会上展出的。这些物质表征的确让城市生活显现出一种不同于农业生活的魅力，但这种魅力和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率显然有关。对一个在乡村同样可以通过亚马逊网站邮购Kindle的国家来说，城市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那些“发展中”却步履蹒跚的国家来说，城市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
　　我们不能否认城市发展对于文明的重要性，但也不宜将城市与现代化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文明总是需要有表征的，而我们会渐渐习惯于用“城市有什么”来代替“城市是什么”。柬埔寨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刚刚提出了一个建设世界第二、亚洲第一高楼的计划，全然不顾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在亚洲倒数第七，人均CDP在联合国的定义中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就算这栋楼建成了，他们的排名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金边的交警每个月的工资仍然只有10美元，需要靠罚款来维持生计。
　　这种心态发展到最后，就会形成一种我称之为“孔雀粪崇拜”的行为模式。这个模式来自于一个寓言故事，即某个城市里流行戴孔雀翎毛装饰，孔雀翎毛是昂贵的，所有戴孔雀翎毛的人都被认为是上层人物，而家里能养孔雀的更是上上层人士了。孔雀的粪便有一种特殊的臭味，但是那些真正家里有孔雀的人由于希望炫耀自己的地位，非但不去掩盖这种臭味，反而认为是种身份的象征。这种心态发展到最后，竟成为一种全民的病态模仿，即每个人都以向自己身上涂抹孔雀粪便的提取物为荣。这个故事的结果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对于大众来说，如果没有被经常地提醒，他们就会有一种忘记实质而崇拜表征的倾向。
　　这种倾向实际上也体现在城市里。管理者们希望在每一个场所，都体现出那些表达“这里有什么”而不是“这里是什么”的特征。高楼和高速路是现代化的象征，所以我们每谈及城市规划，就是“地标”在哪儿，“大道”在哪儿，却忘了最美好和最真实的城市生活其实发生在小房子和窄街道上。
　　如果在新外滩游览过，我们就会发现，在富丽堂皇的奢侈品店周边，饥肠辘辘的游览者很难找到一个快餐店。问题在于，这些普普通通的游览者，比LV的旗舰店更接近城市的本质。倘若我们遗忘了他们，我们就会遭到报应。纵然我们把外滩的店铺租金提高到每平方米每天1万美元，游览者仍然会感到饥饿，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铺上报纸，脱F鞋子，坐在爱玛仕的门外，吃着7块钱的盒饭，同时把手上的油抹到地上。奢侈品店的保安带着委屈，想尽办法，要将那些疲惫的游客驱离自己的门面和橱窗，却永远不能改变外滩作为一个公开开放的旅游景点的属性。
　　很多时候，“是什么”比“有什么”更重要。

（作者：殷冬明    来源：《新民周刊》2010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