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园与造人

　　一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身边总有几个弟子追随。我常对他们说的有三句话：“在成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几年下来，不知道他们听懂了多少。

　　每年春天，我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子。记得2006年去之前和北京一位艺术家朋友通电话，他问我：“那些园子你怕是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我回答：“我愚钝，所以常去。”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造园，一向是非常传统的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的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有石有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的是态度。

　　《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面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仅够容身。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中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说，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住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讲座对象不同，反应差异巨大。对国内学子讲《容膝斋图》，主要是想引起价值观的讨论。这当然重要，对房子不先作价值判断，工作方向就易迷失。我也曾在美国大学里讲，讲座结束后那些美国建筑学教师就很激动，说他们今天见到了一种和他们平常理解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建筑学。

　　二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想起童寯先生。作为“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童先生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游历欧洲，西式建筑学素养深厚。但他留学归来，却有一大转折——全心投入到对中国传统建筑史，特别是对园林的研究与调查中。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无法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的生活世界的建造物，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

　　文徵明为拙政园作的那一组画，至今仍镌刻在园内长廊的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错杂精致相比，文徵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在我看来，这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而童寯先生最让我敬重的，除了他一生做学问的努力与识悟，更在于其晚年面对一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毅然放弃做建筑设计，这使他几乎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精神高度。

　　童先生对我影响深刻，不仅因为学问，更在于其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文士的风骨和情趣。

　　随园主人袁枚，杭州才子，24岁中进士，33岁辞官。袁枚园居近50年，是中国文士中少有能得享天年、悠游林下者。如童先生所考，袁枚所购是一处废园，园主人姓随，故名随园。袁枚购得后，并不大兴土木，而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做围墙，向民众开放。和这种造园活动平行的是，袁枚“绝意仕进，聚书论文，文名籍甚，著作立身，四方从风，来者踵接”。有意思的是，袁枚正是因为和当时的主流社会拉开距离，树立了另一种生活风范，从而真正影响了社会。

　　如袁枚自述，其园不改名，但易其义，随旧园自然状态建造，并不强求。而在童寯关于园林的著述中，单独作文考证的，唯有随园。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于造园一事推崇什么、有什么含蓄而坚定的主张。童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到，袁枚旷达，临终对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30年，于愿已足。30年后有友人去访，园已倾塌，沦为了酒肆。

　　三

　　实际上，袁枚经营随园50年，就有如养一生命。古人说：造园难，养园更难。中国文人造园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它和今天那种设计建成后就不用再管的建筑与城市建造不同，园子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造园者、住园者是和园子一起成长演进的，如自然事物般兴衰起伏。对于今天的城市与建筑活动，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

　　中国历来多四体不勤的书生，李渔是我欣赏的另一位能亲手造园的文人，他的文章涉猎相当广泛，饮食、起居、化妆、造房，甚至讨论厕所，讨论西湖游船上的窗格该用什么文雅图样。他和袁枚相似，敢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反抗社会，但敞开胸怀拥抱生活。这类文士是真能造园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这样一种文士去和建筑活动结合，但培养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本土文化的活载体，恐怕是今日的大学教育所难以胜任的。

　　不过事情也没这么悲观，实际上，中国文化中精深的东西全有赖于人的识悟，从来就不是靠一堆人，而是靠不多的几个人根脉流传的。昨日下午，感觉写不出东西，我就和妻子去西湖边喝茶，看看湖对面的如画远山，就想起朋友林海钟。我知道他在湖边新辟了一个画室，打电话想去看看，电话那边，他已在富阳的山中散游。海钟的年龄比我还小些，但性情温润逸旷，其“寒林山水”在今天可称独步。我又想起另一位朋友吴敢，年龄也比我小，但在书画鉴定方面功力深厚。他曾评海钟的小楷，说他能把毛笔尖上几根毛的感觉都写出来。所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我又想到海钟有次说起他在国清寺山中写生，画着画着，就有点画出李成（五代、宋初画家）的意思来。想到这些，心中就愉快，文人风骨不绝，造园一事应尚可为。

　　（山 高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造房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