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榜样

　　最近30多年，中国城市“学习”国外的潮流，基本与领导出国考察的路线一致。

　　从水泥森林纽约曼哈顿，到光怪陆离的拉斯韦加斯，从花园城市新加坡、宜居城市温哥华到全球最吸引眼球的城市迪拜，中国城市的学习口味总体是“外貌协会”，喜欢宏大叙事——它们会被那些高大整齐、气势磅礴的外观所吸引，后来才开始逐渐注重内涵。

　　苏式规划，埋下了“城市病”的隐患

　　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在中国时，学习的范本是多样的。

　　1929年《首都计划》的蓝本是美国的华盛顿。伪满洲国时期的《大新京都市计划》由日本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参考了19世纪巴黎改造规划、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梁陈方案》吸收了大伦敦规划的“有机疏散理论”。但是，最后对中国城市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来自苏联老大哥的规划，由意识形态做出的选择为如今的城市病埋下了隐患。

　　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推出，为配合这批项目，中国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相似的城市。这一阶段留下了苏式建筑、工人新村，还有城市病的隐患。城市格局看起来严整、理性，被清晰地划分为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功能区规模宏大，路网结构庞大，城市看起来很气派，但是上班、购物、生活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交通成本高，并不宜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说，承袭自苏联的规划如果要被修正，可以通过加密路网、在功能区内植入新的功能来解决，但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城市的整体结构，照抄了莫斯科的城市结构——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一圈一圈放射出去，一旦经济急速发展，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就会收不住，“首堵”北京的悲剧便在于此。

　　20世纪90年代的大连曾经想要建成“北方的香港”，田宝江说：“当时大连的很多做法是向北京看齐的。”比如，香港是不可能有“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的，大连星海广场的模板是天安门广场，站在高处的领袖可以让广场上的人民一呼百应，这是政治在空间上的投射。更早的模板是莫斯科红场，在红色政权在此进行阅兵礼之前，红场是沙皇举行加冕礼的地方。空旷的广场本质上是一个威权的产物。

　　但类似的宏大叙事十分符合一些地方官员的口味，从一线城市到乡镇，城市扩张路线图被不断复制：建一个巨大的行政中心，门前一片大广场，如果领导大手笔，还会在广场上建一个“亚洲第一”或者“中国第一”的喷水池。广场前是8车道大马路，两侧分布着体育馆、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建筑，有钱的城市会请国外建筑师设计，实在不行就山寨一个。行政中心、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带动了新区地价上涨，然后政府开始卖地，商业楼盘进驻，一个全新的城市便横空出世了。这是中国式独创，但已经有了失败的“鬼城”案例。

　　纽约、新加坡、迪拜，是三个最受追捧的国外城市

　　改革开放后，领导考察第一站去的都是欧美的大城市，最令他们惊叹的是纽约曼哈顿的水泥森林，回国后就开始上马CBD项目，建设金融街、发展总部经济，或者干脆就造一个金融新城。在短短十多年内，中国的CBD在数量上迅速赶超美国，一度出现了CBD泡沫。

　　广州的珠江新城最初参照的蓝本便是曼哈顿。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赖寿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道：“别人建一个城市CBD拿50年来建，我们是希望10年、20年建成，结果容量与我们的市场需求有矛盾，跟我们的建设速度也有矛盾。为了加快实施速度，很多写字楼被调成了住宅。”

　　晚上在沙漠中闪亮的拉斯韦加斯是另一个让领导有复制欲望的城市景观，他们回国就开始做“亮化”工程。这些夜间开着灯的建筑，有一半左右的电费是由地方政府负担的。

　　新加坡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老师，从一开始的形象吸引到制度引进，新加坡几乎成了中国公务员最重要的海外培训基地。但是，田宝江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性很强，连填海的石头都要向印尼购买。国内很多城市本身就是资源型城市，却硬生生地要将其打造成旅游城市，关键是很多城市其实没有那么多资本，大工程上马之后未必都可以带来预期的效益，最后就要面对形象工程的烂摊子。地方政府的高额债务或许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隐患。

　　2009年12月，杭州终于叫停了“建中国迪拜”的设想。在此之前，杭州的官方媒体大力吹捧迪拜，称迪拜与杭州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包括发展至上、“名画效应”、项目带动、追求第一、环境立市、通过经营无形资产来经营城市……杭州市委、市政府各级官员都去了那个高温的沙漠城市，“领略了迪拜打破桎梏、敢闯敢试、勇争第一的智慧与勇气”。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迪拜迷”泼了一瓢凉水，杭州也再未提迪拜。但是，迪拜制造的全球注意力依然让中国的许多城市蠢蠢欲动，不管是第一“秋裤”，还是第一“计生环”，总之，需要制造出一个“第一”的噱头来引人瞩目。

　　宜居城市成为领导外出考察的重点

　　急速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像经济成就一样有目共睹。由亚洲开发银行、清华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而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占据了7个名额。

　　在这个阶段，领导考察的路线也发生了变化。纽约曼哈顿已经不再令他们惊叹，因为上海的陆家嘴一点儿也不逊色。他们开始前往墨尔本或者温哥华，这是由经济学人智库评选的排名第一、第二的宜居城市。2005年，国务院在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首次出现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宜居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是，不少城市对于宜居的理解就是“绿化”，让城市有“鸟语花香感”，铺设人工大草坪，换行道树。

　　“生态城”这个名词就成了中国许多地名的后缀。中国申请建设的生态城市已经超过50座，全球生态城市计划也不过180多个。在这场绿色跃进中，一座又一座新城逐渐在荒地滩涂上出现。那些钢筋混凝土建筑是绿色住宅，马路上装的是太阳能路灯，但是，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标准让这些新城看起来更像拥有生态概念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令它们离丹麦的哥本哈根、美国的伯克利、新加坡有点遥远。

　　作为业内人士，田宝江认为，中国城市在学习国外城市榜样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从当初单纯的形象学习，逐步转向对政策、管理、规划的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学习。比如，2008年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赋予了控制性详细规划极高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体系的核心，而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是借鉴、学习美国的《区划法》，同时结合我国实际而提出的规划编制层次，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保证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比如，公益性基础设施的配置。

（作者：金雯 来源：《新周刊》第39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