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的“烟枪”

年轻的女王发动一场大战
　　1840年2月10日，大英帝国女王维多利亚举行了大婚典礼，时年21岁。

　　沉浸在新婚快乐中的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耽搁国务，她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内阁任命56岁的懿律为英军司令，准备率兵远赴中国作战，并将配合内阁说服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
　　此前一个月前，两广总督林则徐，根据道光皇帝的旨意，宣布广州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英国军舰“窝拉疑”号则宣布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中英局势陡然紧张。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发表演说，表示自己正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同年4月，英国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同意对华采取军事报复。
　　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了，英国国内的反鸦片人士，将这场战争称呼为“鸦片战争”，这个名称日后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一致公认。
　　维多利亚女王是在3年前（1837）登基的。
　　当时这位年仅18岁的少女，并没想到，她将在今后长达64年的统治期内（中国皇帝在位的最高纪录是乾隆皇帝，在位60年，实际掌舵63年，康熙皇帝次之，在位61年），为“日不落帝国”迎来极盛时期。
　　已所不欲却施于人的女王　　在《上帝保佑女王》的庄严国歌声中，上帝却给自己庇佑之下的维多利亚指引了一条道路：让她去庇佑那个名叫鸦片的毒品贸易。而一个能令所有的中国人都大跌眼镜的史实是：得到神佑的维多利亚女王，其个人不仅讨厌鸦片，甚至讨厌烟草——尽管它们在殖民地印度和加拿大，分别是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
　　女王对烟草的类似病态洁癖的憎恨，成为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宫廷内吸烟者的终身梦魇。女王下令，在皇家的温莎城堡、 巴尔莫勒尔堡及奥斯本宫内，绝对不得吸烟，因为她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烟味”。
　　在女王看来，烟草只是一种麻醉剂，吸烟这种毫无必要、毫无愉悦的恶习是令人恶心的放纵，代表着个人意志的薄弱。她甚至认为，对于那些尼古丁成瘾的人，应该将他们送进麻风病院去关禁闭。
　　但是，此时的雪茄正在迅速成为英国及整个欧洲的时尚消费品。女王的高级官员及亲友中，就有不少瘾君子，他们在不断地试图挑战女王的禁烟决心。
　　女王的老师兼第一任首相墨尔本爵士（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记载道：“我总是因为抽烟而被女王指责，如果女王闻出我身上有烟味，我就得花半个小时去发誓戒烟。”显然，在抽烟这个问题上，女王并没有给这位年迈的帝师任何面子。
　　女王的一个孙女日后回忆说，爱吸烟的她经常也躲到烟囱里抽烟。住在她楼下的一个女仆，也吸烟，断烟时就请她“救济”，她从窗口用细线绑住香烟，垂挂到女佣的窗前。来访的女宾中有一些吸烟的，为了不触怒女王，烟瘾上来时，只能躲到窗口，头使劲探出窗外喷云吐雾，以免烟味内窜。
　　尽管女王如此憎恶吸烟，但她的长子爱德华（即日后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和次子阿尔弗雷德在少年时就开始抽烟，令女王痛惜不已，她试图阻止三子亚瑟加入哥哥们的行列，但最后依然失败了。
　　爱德华王子嗜烟如命，1869年，他向自己参与的俱乐部“怀特”提议，“早报室”应该允许吸烟，结果被董事会否决，一怒之下，他干脆另行组建了一个俱乐部，以便自己随时随地能够吞云吐雾。爱德华的烟瘾极大，每天要吸20支雪茄外加20支纸烟，他将抽烟当作绅士风度的集中体现，因此令女王极为不满。爱德华在40岁时，就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引发各种疾病。当维多利亚女王在1901年去世时，刚刚即位的爱德华面对大臣们宣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生们，现在能抽烟了。”登基后不到10年，爱德华七世就死于吸烟引发的心脏病。
　　等到女王发现孙女们也在抽烟，她只好放弃了严厉的管制，甚至还让孙女们把雪茄拿给她闻闻，她的结论是：味道太可怕了。在1880年代的埃及战争中，女王做了个令政府惊诧的举动，她给战争部长写了封信，提议给前线将士们提供香烟。
　　如此痛恨烟草、蔑视瘾君子的维多利亚女王，却成为全球鸦片贸易最为有力的推行者。在她统治下，大英帝国不仅向中国大量出口鸦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确定鸦片贸易合法地位前，绝大多数对华鸦片贸易都是不折不扣的走私——而且，为了拉动殖民地土耳其的经济，从那里向英国本土大量进口鸦片。大英帝国本土的鸦片馆，和金发碧眼的瘾君子们，其比例并不少于大清帝国。而这一切的动机，只是为了大英帝国拉动内需，促进GDP的发展。不择手段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达到极盛的巨大动力。
　　尽管给帝国国库带来了巨大的好处，鸦片贸易在大英帝国的名声，却并不比其在大清帝国好多少。甚至连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认为：“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
　　说一套做一套的义律　　代表女王陛下打响鸦片战争的大“烟枪”，是驻华商务总监义律。
　　义律曾是一名海军军官，27岁那年以上校军衔退役，调往殖民部任职，被派往圭亚那担任“护奴使”，由此成为一名废奴主义者，不断呼吁帝国政府取消奴隶制度。
　　1833年，32岁的义律跟随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来到中国，出任“幕僚长”，随后职务不断升迁。律劳卑勋爵去世后，总监职务由一位坚定的反鸦片贸易者罗拔臣爵士接任，义律则升任副总监。罗拔臣爵士向伦敦表态说：“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种态度，显然是正在追求GDP的英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罗拔臣爵士于1836年年底调任后，义律成为总监。
　　这位日后被中国史书定位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却与罗拔臣爵士一样，一开始说的是反对鸦片贸易的话。1839年，义律在写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信中说，鸦片贸易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和罪恶”，“我将动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所有法律手段及我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对此予以严厉的打击。”没有任何人比自己“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
　　今天看来，这些话语与其行为十分矛盾，其深层原因或许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台阶吧。
　　讲的都是漂亮的说辞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义律发布了措辞严厉的公告，警告那些为暴利而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们：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
　　这种夹缝中的定位，令义律左右为难：一方面，以怡和洋行为首的英国鸦片商人们，认为他对同胞太不友善，没有为商业利益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大清政府的官员们并不愿意与他探讨任何加大两国正当贸易的渠道，却将因鸦片贸易引发的一系列麻烦归咎于他这位 “英国钦差”。
　　尽管义律说痛恨鸦片贸易、蔑视鸦片商人，但他却忠实执行了伦敦的指令，在双方不断升级的冲突中，旗帜鲜明地扮演着一个侵略者的角色。如同女王和首相巴麦尊一样，他并不认为战争是为了保护鸦片，而是为了保护自由贸易。这些看似高尚而极有技巧地回避了道义责任的说法，在1838年6月15日巴麦尊发给义律的指令中十分清晰：
　　“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 甚至，在确定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之后，巴麦尊在电文中还是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一个人可以虚伪至如此程度，可谓罕见。
　　战争双方的主导者均被惩罚　　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双开”流放，换上了似乎更为“理性”的琦善。经过几次武装冲突之后，并不愿意扩大战争的义律，与同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琦善，在1841年1月签订了《川鼻草约》。这一条约规定，将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中国向英方赔款600万元、英中官员平等相待、限于当年春节后10日内恢复广州贸易。
　　这一条约在北京和伦敦都引起了最高层的震怒。大清帝国因琦善允诺割让香港，而将其“双开”并且“双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从此成为中国史书中着名的“卖国贼”。而义律也因放弃了英军已经占领的富庶的舟山群岛，而换了个小渔村的香港，且没有争取到中国全境自由贸易，因此被英国也当作了“卖国贼”，将他痛斥一番后调回本土，改派璞鼎查接任。互不满意的中英双方再度开战。
　　维多利亚女王本是将义律当作一杆敲开中国大门的“烟枪”，却没想到义律放了点烟后，就缩了回来。愤怒的女王似乎忘记了自己还在新婚之中，在写给叔叔、比利时国王李尔帕德的信中说：“要不是义律不可靠的奇怪行为，我们想要的可能都得到了，他完全没有遵守指令，只想达成最低的条件。”英国历史学家安达科特认为：“义律奉行调解、宽容和适度战争的方略，并不受到欣赏，英国远征军中的海军和陆军军官们，都对他很有怨愤。”显然，义律挡住了别人的财路，犯了众怒。
　　有意思的是，在碍事的义律被下岗后，巴麦尊在发给璞鼎查的电文中依然重申：“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
　　对于来自帝国政府的压制，义律显然并不服气。1842年6月25日，他写信给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指责我太关心中国人，但是，我坚信，正是出于维护英国长远利益和荣耀的考虑，我们应当保护那些友好且对我们有用的人，令中国南方各省的庞大的商人阶层对我们重拾信心，我们首先就必须培育更多的、更为亲密的社会与商业关系。”之后，义律还专门发行了一本小册子，重申这些观点：“如此众多的人指责我太关照中国人，但是我必须澄清，为了维护英国长久的荣誉和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一直都更加关照这个无助的、友好的民族……”
　　璞鼎查成为女王新的“烟枪”之后，驻华商务总监这个职位的年薪突然大幅涨价，达到了6000英镑——1英镑约合7.5两白银，1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日200元人民币，总计约合年薪900万元人民币。这是义律在任时的2倍，这既说明女王对义律的不满，更说明女王对中国市场更强烈的投资回报期望。
　　义律在伦敦赋闲了一阵，直到1842年8月才重新启用，调往美洲，出任大英帝国驻得克萨斯共和国的代办，不久正式出任总领事，至死都在太平洋各群岛上辗转任职，形同高级流放。
　　至于义律的中国老对手，比他更惨，林则徐和琦善都被流放，主战派和主和派殊途同归，也是极具大清特色的一大奇观。
　　而极端厌恶吸烟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看起来厌恶鸦片的义律，其所共同发动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华帝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作者：雪珥    来源：《看世界》2011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