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有两类名士、两种心灵,皆人间大爱,但气质迥异:一类属药,让你舌下含苦、两腋起风,精神陡然冷肃、峭拔起来;一类属糖,让你爱意涌体、蓄乐生津,抛却世间险要和烦忧。前者如鲁迅、胡适、郁达夫,那一代文人多属此列,即便“闲适”如林语堂者也不例外。后者则是极单纯、极通透和快活的玻璃人,此人稀少,除王世襄,甚至难觅同辈搭档(汪曾祺、黄永玉有点儿像,但玩兴略欠,泼劲不足,感觉没玩透),似乎只能往史上找了,如陆羽、李渔、张岱、文震亨等。若说前者乃地上的爱,现实且苦涩,有镣铐之沉和铿锵声;那后者则是云上的爱,步履飘盈,溺于鸡毛蒜皮、物机天趣,有独立超然之仙风。
前者贡献的是体巨,是磐重,乃经世要义;后者显呈的是精微,是点滴,乃俗生大美。一则为黄山之松、泰山之碑;一则为“芥子纳须弥”。虽不同语,却是世间最精彩的两幅卦象。
我越来越深觉双方的重要,尤其后者,它甚至直接成为“热爱生活”的依据,没有它,人生即有釜底抽薪的虚脱感。但在价值观上,特别于中国这样一个苦难型母体,前者的地位往往首要;稍不留神,后者即被讥为颓废,以商女靡音、纨绔骚风嘘之。
在很长的时光里,我就这么以为的,几乎不正眼视之。
当我读完世襄的《锦灰堆》,当我偶识这位以养虫、育鸽、饲鹰、精馔、藏物、识器立身的大玩家,当我见识了老北京那些平凡琐碎的“玩意儿”——那些即使在最动荡和苦难日子里仍随身携带、不肯牺牲的兴致与生趣,那些与骄奢无关、问汲于自然、求助于草虫的最低成本的快活……我开始惊叹,多么健康而美好的人!
世襄80寿辰,荃猷女士亲手刻了一幅红彤彤的剪纸:《大树图》。树上十五枚果子,对应老伴的15类钟爱——
“家具”,世襄酷爱明式家具,着有《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漆器”,世襄最得意的学术强项,着有《髹饰录解说》;“竹刻”,世襄曾致力于传统竹刻技法的恢复,着有《竹刻艺术》《竹刻鉴赏》;“套模子的葫芦”,世襄钟情葫芦种植技术和造型;“火绘葫芦器”,世襄擅长火绘葫芦……
爱天空、爱市井、爱草木、爱鸟虫、爱古今、爱神灵、爱路人……一辈子聚精会神、专注毫发,只知道爱,只埋头玩。有何不好?尘界的缤纷、热闹、蓬蓬勃勃,人世的动力、活性、快乐源泉,生命的元素、本义、真相谜根,难道不都涌向了这儿吗?他不过屏神静气、心无旁骛地为同胞集中演示了一遍。假如鲁迅能活两百年,很久以后,当时代不再为之埋伏那么多对手和险恶,莫非他不成另一个王世襄?
我曾给好多人推荐读世襄的书。读之,可明目醒耳,励足健体;可凝神细微,铸品养性;可知物辨机,享受妙趣;可贪生求饴,绝厌世之念。有人替他总结了很多成就:古鉴成就,收藏成就,学术成就,人格成就,爱情成就,美食成就……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成就即生活,即玩。一辈子的玩,有业无业、有名堂无名堂的玩,玩醉了,玩透了。“芥子纳须弥”的成就,非玩之初衷,而是无意之酿,犹如岁月寿盒。
世襄至交、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赠诗云:“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在一个不会玩、不敢玩、忘了玩、没得玩、玩不转的年代,这堪称一份伟大业绩。
2009年11月,“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依本人意愿,不作遗体告别,不设灵堂。
有人说,杨宪益、王世襄等朋辈携手西去,似乎约好了似的,似乎宣告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时代结束了。次晚,我所在的央视深夜节目《24小时》,播出了一条新闻——那个最会玩的人去了。
片子的尾声,我写了一段话:
“读王世襄的书,你会对人生恍然大悟:快乐如此简单,趣味如此无穷,童年竟然可携带一生。你会情不自禁地说:活着真好!如今,那个最会玩的人,不能再和我们一起玩了。但他的天真、他的玩具、他的活法……将留下来,陪我们。”
(作者:王开岭 来源:书海出版社《古典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