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书鸿·飞天

公元366年，僧人乐遵路径敦煌，忽见前方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他经过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禅师法良等又继续在此洞修行。从那时起，这个叫做莫高窟的地方便被纳入人类的文明之路。
　　公元1035年，为躲避西夏入侵的战乱，莫高窟里的和尚把经卷画幅等历代宝藏3万余件封藏在这个洞中，并用土墙将洞口堵上，再画上菩萨像作为伪装。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当初封藏宝藏的人也不知所终。那些被封尘的宝贝，在那个洞里一睡就是近千年。
　　公元1900年，看守莫高窟的其貌不扬的王道士，意外地打开了那个尘封的洞室。一面墙被扒开，稀世珍宝重现天日，也迎来中国学术伤心史的开端。
　　公元1907年，一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来到敦煌，他用区区200两银子就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洞里的24箱文献和5箱绢画。
　　公元1908年，一名叫伯希和的法国汉学家也来了。他同样以极微小的代价，把那位藏在洞里近千年的精品中的精品轻而易举地拿走了。那一次考察，伯希和还将自己拍摄的大量的石窟图片汇集成一本画册，取名《敦煌图录》。
　　公元1935年，在法国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一名在法国求学的中国年轻人发现了这本毫不起眼的旧画册。轻轻翻开那本画册，一个奇妙的世界一下子在他面前洞开。他才知道，自己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寻找绘画艺术的天堂，而真正的艺术天堂竟然藏在祖国西北的大漠里。更让人痛心的是，那一幅幅惊艳绝伦的敦煌大幅绢画不在自己的祖国，而是挂在他国博物馆最醒目的位置上。
　　他待不下去了，辞别在巴黎的妻女，也辞别了那优雅的沙龙画家生活，独自踏上了开往祖国的国际列车。那一年，是1936年。
　　这个自幼酷爱绘画的年轻人叫常书鸿，出生在杭州一个满族家庭，14岁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21岁时转任浙江省立工业学校美术教员，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偕妻子道法国学习西方绘画。当时，他在国际画坛上已声名鹊起，多次获得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金、银奖。
　　娇妻、爱女、如日中天的绘画事业，全因异国街头与敦煌的偶然邂逅而改变。常书鸿毅然跑开了优雅舒适的生活，选择了风沙漫漫的大漠。
　　那一个转身，就结下了他与敦煌一生解不开的缘。
　　常书鸿揣着满怀的艺术梦想回国，然而国内的现实却让他忧愤交加。彼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回国后的他根本无法走近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他只得到北平艺专当了一名老师。此后，经过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北平到昆明，又从昆明到重庆，直到1943年，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举荐下，由常书鸿组建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才得以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却是一个“光杆司令”，四处张贴的招聘广告根本无人问津。无望之际，常书鸿遇到了自己北平艺专的学生，他拉着学生就开始说敦煌。“你想不想去敦煌？”那些天，他不知道对多少人重复过这句话。再面对自己的学生说这一句时，他的声音里几乎含着哀求了。敦煌，一个被遗忘了千年的艺术宝库啊。学生被感动了，学生又去拉上自己的朋友，他们愿意陪着老师去敦煌。常书鸿又通过甘肃省教育厅找来公路局的一个文书和一个会计。一行5人，就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全部成员了。茫茫的大漠古道上，他们就像中世纪的苦行僧，步履艰难地走向自己心中的圣地。
　　“当时，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轰动世界而今已空无所有的藏经洞中，百感交集。这空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她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她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很多年后，常书鸿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站在敦煌莫高窟里的感受时，仍然心痛不已。是的，任何一个有颗中国心的中国人在面对着那些被洗劫一空的洞室、那些斑驳不轻却仍然让人心醉神迷的佛像壁画时，怎能不心痛难当！自从王道士将那扇大门打开，此后的几十年里，那个沉寂在沙漠里的洞窟就成了国际偷盗者的乐园。一批又一批的偷盗者来了，又走了，随之而去的是大量珍贵文物。而那些残存下来的洞窟、佛像也因常年的风沙侵蚀而变得千疮百孔。常书鸿流泪了。
　　起步是那样艰难。莫高窟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因为那些壁画、彩塑均为泥制，保护工作做起来更显艰难。在那个只有黑白胶卷的年代里，常书鸿决定和同伴们一起，通过临摹壁画来保存那些稀世珍宝的本真面貌。石窟里没有梯架、没有照明，他们就在小凳子上作业。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那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临摹那些壁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为90度的直角，仰头看一眼，低头画一笔。时间一长，人就头昏脑胀，甚至恶心呕吐。当时的临摹量大，纸、笔、颜料等材料都严重不足，纸只能用窗户皮纸裱褙，颜料嘛，自己动手研制。借鉴旧时民间艺人制作颜料的方法，竟然也把那个难关渡过去了。与身处大漠的孤独相比，物质上的艰苦根本不算什么。为等一个远方的熟人望眼欲穿，为一封来自家乡的书信长夜不眠。看到那些陪自己来大漠的同伴们形影相吊、寂寞孤苦，常书鸿也常常觉得不忍。可他还是写信把远在内地的妻子劝来了。他希望学雕塑的妻子能同他一样，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洞窟里找到快乐天堂。
　　最初放弃巴黎的优裕生活回国，陈芝秀就曾极力反对，后来跟着他从北一路流亡到南。炮火纷飞、朝不保夕的恐惧日子里，一家人倒也相安无事地过来了。才在重庆将生活稍稍安顿下来，又要她带着孩子到荒无人烟的大漠。陈芝秀火了，跟丈夫吵，可最终，她还是来了。她也很想见识一下常书鸿所说的艺术天堂。平静幸福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年，那份幸福就被打得粉碎。莫高窟——常书鸿心中的圣地，却慢慢变成妻子陈芝秀心里的寂寞之地。风沙茫茫的大漠里，见不到人，一年到头除了风沙还是风沙，常书鸿常年穿梭于那些洞窟间，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顾忌她的感受，穿惯了旗袍和高跟鞋的陈芝秀并没有从洞子里那些彩色雕塑里寻找到快乐。争吵由最初的言语攻击到最后的撕扯，曾经的恩爱，在一次次的争吵里悄然逝去。最终，陈芝秀走了。等常书鸿意识到妻子可能再也不会回到那个曾经充满温馨的黄土小屋时，他策马扬鞭追了出去。那一次，常书鸿在大漠里奔跑了几天几夜，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妻子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出的与他脱离关系的消息。劳累加上伤心，常书鸿倒在了路上，幸亏被过路的人救起，他才幸免于难。一个幸福的家，终究碎了。此后好多年，他都闭口不愿提及那段伤心的往事。
　　但这并没有吓退常书鸿坚守莫高窟的决心。当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撤销国立敦煌研究所时，常书鸿四处写信呼吁、求救。当抗日战争胜利、他的同伴们纷纷要回过去的敌占区找亲人团聚时，他没有强行挽留。那些人去楼空的夜晚，大漠里的敦煌寂寥无声，死气沉沉，陪伴常书鸿父子的只有远处的阵阵狼嚎。
　　在“文革”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明的年代里，远在大漠深处的莫高窟和常书鸿也不能逃脱政治的大手。莫高窟被定为魔窟，成了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些他们日夜操劳守护的佛洞成了关押他们的“牛棚”。常书鸿和妻子李承仙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站立。他不怨。时隔多年，对那一段经历他只用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敦煌，同常书鸿并肩站在一起，担负起临摹、维修、加固、编码的工作，常书鸿却一天天老去。
　　1994年，常书鸿病重之时，在北京的病房里，他给女儿常沙娜安排后事。他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愿意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工作。”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离开常书鸿之后的陈芝秀生活并不如意，对于自己当初的逃离，她只有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果没有与敦煌的相遇，常书鸿可以优雅从容地走一生，可以为这个世界留下许多传世之作。可敦煌莫高窟里那些彩衣飘飘的飞天却可能还要在漫漫的风沙中独自哭泣，而不知又有多少千年的瑰宝要永久地从敦煌那片热土上流失。常书鸿的老家在烟雨迷蒙的西子湖畔，然而他却把自己的墓穴选在了茫茫的敦煌大漠。如今，透过敦煌莫高窟9层大殿敞开的楼窗，可以隐隐看到远处沙漠里有一个小小的黑点，那就是常书鸿永远安歇的地方。

（作者：梅寒    来源：原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