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七十一岁)和我(当时六十五岁)两个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两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
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
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什么“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
“先生之成为右派也无疑矣!”我说。
“向后转,右就变成左了。”他笑了!
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他说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北京土话,流气)。“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站起来,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作者:周有光 来源:《拾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