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中国妈妈眼里,李亦雯肯定是个真正的优等生。
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优秀毕业生,毕业当年报考了牛津大学等12所世界名校,全部被录取,并拿到包括牛津在内6所大学的奖学金。最终她放弃牛津大学,接受欧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到维也纳大学学习全球经济,接着到联合国实习,再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史,以全A成绩毕业。
李亦雯并不认为自己多么聪明,她讨厌“哈佛女孩”、“牛津男孩”之类的标签,她说自己只是个“为减肥发愁、渴望爱情”的普通女孩。不过,“我有个不普通的妈妈”。
她记得大学时老师说:在攀岩时,每个人手里有5颗钉子,有的人不冒任何风险,可能每隔半米就放一颗钉子,走得很安稳;而有的人则隔0.8米或1米才放一颗钉子,虽然走得不太稳,但总能达到最高的高度。她自己“不过就是把钉子放得比较远的那个人”。
而鼓励她安放钉子,并随时准备好在她掉下来时接住她的,正是她的妈妈刘曼辉。
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
如今,找她咨询的家长越来越多。她每天要接三四个家长的电话,有的家长在电话里的第一句就是:“刘老师,帮帮我的孩子!”
她通常不会立刻给出“技术性”的处理意见,比如怎样克服上课玩手机。她觉得那些都是浮在水面上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大人病了。
她会给这些父母念一些话:“如果我有一颗炸弹,我会炸平我的学校;如果我有一把刀,我会杀死我的妈妈。”这是一个9岁孩子的造句。
“妈妈是‘会计师’,算好了我们的每一分钟;妈妈是‘变色龙’,考了满分睡着了都会笑醒,考差了就会大发雷霆;妈妈是‘母老虎’,每次出去玩总会被准确地堵回来;妈妈是‘河东狮吼’,看一会儿电视就发作……”这是面对武汉市作文竞赛题《给我一点时间》,孩子在答卷上写下的。
刘曼辉推荐家长上豆瓣网看一个叫“父母皆祸害”的小组,听听孩子们是怎样“妖魔化”家长的。这个组组员有近7000人,主题旗帜鲜明地集中于一点:如何对付父母?
每天,对付父母手法最高明、最智慧的帖子会置顶,追捧者众多。在小组里,孩子们称“50后”这代看CCTV、看春晚、去北京不看话剧不参观美术馆非要先看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的“主流父母”,是一群“僵化的国家教育机器的最末端执行者”。
有家长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竟是这样的形象。
为了得到赞美,孩子会自觉做到自己的最好
“虎妈”近来成为公共话题,很多家长找刘曼辉聊天,几乎人人都说自己不是“虎妈”,自己的家不是“虎窝”,自己更倾向“美国式的宽松”,而不是蔡美儿那样的“中国式严厉”。
可刘曼辉发现,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看起来,大家都很赞成赏识教育,但到底怎样赏识孩子?
一次,她和一群家长吃饭,饭桌上大家正热烈讨论“要赏识孩子”的话题。说话的空当,一个小学生用刚吃过骨头、油乎乎的手,在纸上印下一个可爱的手印。当这个女孩儿很得意地向妈妈展示自己的杰作时,妈妈看都不看,手一挥把孩子推开,“去去去,别捣乱”。一桌子人仍然热烈地讨论着,没有一个家长去看看这个孩子在纸上做了什么,更别说鼓励孩子“有创意”了。
另一次,刘曼辉现场出题“考”一对父母。很简单,写下孩子的优点。母亲憋了10分钟写了8个字,父亲写了短短3条再也动不了笔。
最后,夫妻俩好不容易凑了7条。可刘曼辉坚信,“一个提笔就能写下孩子至少20个优点的妈妈,才基本合格”。
她问这对家长:“孩子长到17岁了,你们表扬过孩子吗?”他们点头。“那你们怎样表扬的?”刘曼辉不解。
后来刘曼辉弄明白了,这个孩子17年来,听到的表扬都是“复合句”:“你××事做得不错,但是……”重心永远在“但是”的后面。“但是”像条响尾蛇一样咬了这个孩子17年。
相比这些“敷衍的赏识”,刘曼辉翻开自己的育儿日记,觉得自己的赏识都有些像“放大镜”,夸张得有些好笑了。
那时她并不懂什么教育,她只是本能地觉得要保护好她。
雯雯从小到大画的每张画,小到一个点,大到人物素描,都得到妈妈的“隆重表扬”。严格地说,最初几页纸根本就不是画,“乱七八糟几个点”“歪歪扭扭的横线”都被妈妈鼓励说:“雯雯真棒!”
当雯雯表现出小孩子特有的观察力时,爸爸妈妈总是鼓励雯雯:“说得太好了,再想想,还像什么?”所以,雯雯把太阳比喻成“气球”、“鸡蛋”,把盖着铁盖的烟囱喊成:帽子!帽子!她把汉字的“口”,说成是毛巾;看到卖烧饼的与买烧饼的打架,她就说“他们不像大蒜一样团结”……
刘曼辉渐渐发现,赏识的力量是无穷的,孩子得到的赞美越多,越喜欢被赞美,为了得到这些赞美,孩子会自觉地做到自己的最好。
多年后,当刘曼辉翻开《撒切尔夫人传》时,发现书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我身边聚集着很多拍马屁的人,但我就是爱听赞美的话。
这样的铁娘子都如此,更何况一个孩子?
为什么不努力做“快乐的全A生”
刘曼辉说,她承认,“父母皆祸害,其实真正的祸害是教育体制”,现在的应试教育就像剧场散场一样,人很多,顺着走都可能被踩到,谁还敢逆行,谁也不想孩子是被踩到的那一个。
她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让孩子在这种夹缝中吸收最多的阳光去生长。
“并不是全A生就不快乐,也不是平庸的中等生就一定快乐!为什么不努力做‘快乐的全A生’呢?”说起这些时,刘曼辉的眼睛闪闪发光。
来咨询的家长还常问道,“李亦雯为什么能主动学习,总拿第一名?”刘曼辉也常思考这个问题。
李亦雯的爸爸是个能吃苦、沉得住气的人,这一点女儿像爸爸。小学一年级,因为写字慢,有时写完作业要7个小时,可雯雯坚持下来了。
刘曼辉的教育也是“功利”的,尽管她从不明说要好好学习之类的话,但孩子得了第一时,妈妈喜悦的表情、接踵而至的奖励,让孩子认为“妈妈是在乎第一名的”,为了让妈妈高兴,她必须拿到下一个第一名。
当然,拿到下一个第一名的代价是更刻苦的学习。有一年大年三十,要吃年夜饭了,雯雯还在学习,她对家人说:“如果我不学习,我就有犯罪感。”
如今,刘曼辉在日记本里读到这句话时,心里隐隐发痛。“中国的教育太残酷了!”
刘曼辉承认,女儿学习好,原因之一是为了满足妈妈。“但让妈妈高兴成为学习的动力,也不算错吧?”后来,她读到了教育专家徐小平的《隧道里的风景》,原来徐小平的成功也是因为“要向妈妈证明自己”。
孩子一边承受着“为妈妈高兴而学习”的压力,但另一方面,这个家庭又给了她尽可能宽松的土壤。
刘曼辉夫妇一直很少斥责孩子。小时候,雯雯有一次想让6只小鸡游泳,把它们淹死了。妈妈没有责备,而是告诉孩子,小鸡不会游泳,还引导雯雯观察鸭子与小鸡“脚”的区别,观察什么是“死亡”。
这是妈妈的错
几年来,她从很多来咨询的家长身上,反思自己过去的不足。有的场景几乎就是一模一样,可家长的处理方法却不同。
李亦雯高考结束那天,同学们晚上到江滩上狂欢,半夜11点了,20多个同学还不舍得分开,大家商量不回家了,在江边找个宾馆住下。
女儿在电话里小声哀求妈妈:“在外留宿一次,就一次。”妈妈大吼:“绝对不可以!”后来10多个同学依次给刘曼辉打电话,哀求道:“阿姨,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会照顾好亦雯。”
刘曼辉拍着胸,痛苦地回忆说,在电话里,自己“母老虎”般把一个个孩子臭骂回去:“不行,你们懂什么!”
巧的是,来咨询的一位父亲也说起类似的事。同样是高考结束这一天,同样是在长江边狂欢,这个爸爸始终跟着这群孩子。到凌晨3点了,女孩给这个爸爸打电话:来接我!爸爸在车里故意等了10分钟,装作匆匆赶来的样子。父亲一直以为,女儿并不知道自己跟着她。多年后,女孩写了一篇《不知道幸福就在身边》,她说,自己其实知道那天父亲就躲在不远处保护着她,她感谢爸爸。
刘曼辉听到这个父亲的故事,鼻子都酸了,羞愧极了。“爱有很多种方式,显然这个父亲要比我做的好得多。”
很多家长一脸愁容地问刘曼辉,“孩子早恋了,怎么办?”刘曼辉往往笑着说,你应该祝贺孩子,孩子收到了人世间最美好的礼物。
然而,这可不是当年刘曼辉的回答。李亦雯高三时谈过恋爱,被刘曼辉发现了,劈头盖脸地骂:“必须分手,这么早谈恋爱,让小区人看见了,我的面子往哪里搁!”
她把“面子”二字咬得很重。
多年后,妈妈问至今单身的女儿:“你觉得你最幸福的时光是什么?”雯雯说:“初恋!”
放手,放开拉着孩子的手
雯雯从小是个乖乖女,大事小事尽管妈妈也表示要听她的意见,但上哪所学校、报文理科、报北外德语系基本上都是妈妈说了算。
可是上大学后的雯雯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了,尽管她的成绩仍然是第一名,但她不再甘于当“好学生”:她逃课去听各种讲座,参加欧盟商会和美国商会的鸡尾酒会,做志愿者、拍电影、学摄影、泡三里屯酒吧,竞选学生会主席,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妈妈以前对她“当外交官”的规划,在她眼里“实在没什么意思”——她竟然违背了好学生、乖乖女的N多原则。
她放弃保研、放弃各种工作的面试,坚持要去国外留学。12所世界名校录取了她,当面临是否选择牛津大学时,全家开会,爸爸妈妈认为应该去,但雯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放弃牛津。
这一次妈妈让步了,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该完全放手了。
她没想到,正是自己的放手,风筝飞得越来越高。
多年后,等到女儿在美国工作,刘曼辉去洛杉矶看女儿,她感到了某种身份置换:自己语言不通,什么都依靠雯雯,自己倒像“女儿”,雯雯像“妈妈”。
起初,刘曼辉哪儿也不敢去,出门就靠雯雯。后来雯雯工作忙,就给她地图、车钥匙、机票,鼓励她自己出门。从家门口的超市开始,刘曼辉越走越远,竟然独自把美国横穿了一遍。
她说,是雯雯的“放手”,让她走得更远。做妈妈的,算是真正明白了“放手”的重要。
2010年3月的一个夜晚,母女俩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谈心。刘曼辉为伤害雯雯的初恋、粗暴地拒绝她在外留宿的请求,第一次向女儿道歉。
雯雯很久没说话,最后轻轻地说:“妈妈,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你。”
刘曼辉哭了。她说:“幸好那晚天很黑。”
(作者:从玉华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30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