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是一个差生。
以中考为例,数学、物理、化学加起来我考了119分,若不是文科成绩还凑合,高中生活什么样,我根本无缘体会。
我曾研究过,我为什么差,追本溯源到小学五年级时的转学。
起初是在新学校不适应,后来我发现新班主任根本不喜欢我。在路上碰见,我向她问好,她用鼻子哼哼,那架势仿佛寄人篱下的继女讨好地喊后母“妈妈”,得到的却是不耐烦。
我做错一道题是错,忘写某样作业是错,作文中出现一个新奇的比喻,“雪,是老天爷挠下的头皮屑”更是错。班主任说,“教出这样的学生,我觉得丢人”,而后我被罚站;同学们挤眉弄眼呵呵笑,我的头愤懑兼郁闷地低着,此后,便有些厌学。
其实,即便这样,我的成绩也不算差,只是老师塑造了我差的形象。但这期间酝酿的厌学情绪持续并在一年后爆发,那时,我已是初中生。
我的数学课本下永远放着一本与学习无关的书,三毛、琼瑶、亦舒……随后,一张张卷子堆在抽屉,它们大多写着鲜红的三十几分、四十几分,发展到高二期末,150分的数学卷子,我的分数是29。
我总觉得,因为做差生,我对世态炎凉有更早、更深的体会。
不止一次,我和老师说话,明明请教问题,她就是不回答,只是把我冷在一边;再问,她就从眼镜片的上方直直地看我,仿佛要把我的羞耻心看得破胸而出。
和同桌闹矛盾或是两个人犯错,被老师碰到,更是我不堪回首的记忆。老师总会批评我,因为我差,唯一一次不同,是老师指着我,对同桌说:“没想到你和林特特一样。”她表现得痛心,我的头缓缓地低下去。
当然,差也有差的好处。
比如,差生之间的友谊更铁、更真挚,更像是患难之交。等我升入一所三流高中,并成为一个着名差班的一员时,任课老师已不敢轻易批评班级中的任何人,他会被群起而攻之——我理解为,一群自卑而愤怒的年轻人集体发飙,扞卫自尊。
又比如,会更珍惜来自长者的表扬、鼓励。多年后,我躺在大学寝室翻看杨绛的《干校六记》,她写最艰难、最敏感的岁月,有人向她示好,她感动莫名,我也感动了,我想到的是高三时,我的班主任卢老师。
那是高二暑假补课,我被分到文科班。
卢老师说:“这说明你的天分不差。”“来,我们分析一下,数学好了,其他科目采取什么对策。”她和颜悦色,又略带煽动性的举例,之前的某个学生比我还差,后来如何如何。她甚至在某个晚上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的状态,是不是在学习。
点灯熬油的高三一年,以超过本科线1分的结局结束,我上了一所极普通的师范院校。这对我和卢老师来说已是狂喜和极大的胜利。但循环也就此开始,只超过1分意味着,在大学里我还是个差生。
于是,循环继续,差生感也继续。
时至今日,每每在大庭广众下被指责或被批评,我总有种错觉,瞬间被投掷到小学五年级的课堂,老师读“雪,是老天爷挠下的头皮屑”,而后停顿一下,隆重批判,我站在教室中央,同学们挤眉弄眼,“头皮屑!”“头皮屑!”
或者在银行、医院,我填表、办手续不太利落,询问工作人员,又得不到回应,我便有些讪讪地,脑海里又闪过老师从眼镜片的上方射出的直直目光……
这差生感又不止在遭遇粗暴或冷漠时出现。
每次接受新的工作任务或者其他什么挑战时,我的第一反应都是“我不行”,即便一定要做,心中也会浮现出一句话:“我比他们差,所以我要加倍努力。”也许是少年时代长达六七年的差生经历,不断被人灌输“你差”、“你错”,不知不觉已将性格的底色刷成自卑。
即便后来读研、工作,我的差生感也从未减退。
同学们大多是乖孩子出身;同事们恨不得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名校毕业;他们言谈中透露的习惯性自信,因优秀而从容的态度总让我既羡又惭;我总觉得游离在所处的环境外,混迹于比我高很多的人群中,要小心点,谨慎点,别被发现“老底”。
唉,如果说,差生经历还有什么积极可取之处,我只能说接受失败的能力略强些。事实上,因为差过,所以不怕失败,甚至做一件事时比较顺,我反而会觉得好的不像真的。
想起一件事,去年,遭遇了点小挫折,我回老家,不知怎么想起那张三好学生奖状。我问我妈,还在不在。她说,在。我突然就心安了,仿佛年少时的一些东西也还在,仿佛“差”到“不差”,“糟糕”到“不糟糕”之间的距离曾明确估算并最终解决过,眼前的糟糕也不算什么,最终会过去吧?——这是不是差生经历使然,算不算其积极处,我还没想明白。
(作者:林特特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