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亮偏误

　　我发现了我舅公的日记。1932年，他从伦茨堡移居巴黎，去电影界碰运气。1940年8月，在德军占领巴黎一个多月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所有人都预料德军会在年底前后撤走，德国军官也向我证明了此事。英国会像法国一样快速沦陷，然后我们将最终重新恢复我们的巴黎生活——虽然是作为德国的一部分。”

　　今天，翻开任何有关“二战”的历史书，面对的都是截然不同的历史。法国被占领了4年，这似乎更符合战争逻辑。回顾过去，战争似乎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偏误”（英语叫作“hindsight bias”）的受害者。

　　今天，任何人重讀2007年的经济预测，都会惊讶于当时专家们对2008年到2010年经济前景的展望有多么乐观。一年之后，金融危机爆发了。问到金融危机的起因，还是那些专家，今天会给出相同的答案：在格林斯潘统治下，货币的泛滥、资金放贷的宽松、腐败的信贷评级机构、随意的自有资本规定等。回顾之下，金融危机的发生似乎完全符合逻辑，是不可避免的。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有近百万名——预言到它的准确发展。相反，很少有哪个专家团体会这么深地落入事后诸葛亮偏误的圈套。

　　事后诸葛亮偏误绝对是最顽固的思维错误之一，可以恰如其分地称其为“我早就知道现象”，即事后回顾时一切都显得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

　　事后回顾时，一名靠运气获得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对他成功概率的估计要远远高于客观估计。评论员们事后发现，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大败吉米·卡特是可以预见的，是必然的——虽然直到第二次投票选举日的前几天他们还不分胜负。今天，经济记者们写道，谷歌的成功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如果有人在1998年预测这家网络企业将有如此辉煌的未来，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嘲笑。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事后看来，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击会彻底改变世界接下来的30年，夺去5000万条人命。但在当年，1914年，却没有人担心过这种事——它听起来太荒唐了。

　　事后诸葛亮偏误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因为它让我们相信自己是很好的预言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会导致我们变得傲慢，误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在私事上也是如此。比如：“你听说了吗？西尔维娅和克劳斯分道扬镳了。他俩差别那么大，不分手才怪。”或者：“他俩实在是太相似了，不分手才怪。”又或者：“这两人老黏在一起，不分手才怪。”再或者：“他们几乎难得见面，不分手才怪。”

　　与事后诸葛亮偏误作斗争并不容易。研究表明，即使知道这种偏误的人，也常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掉进它的陷阱。

　　但我还有一个建议，这建议更多是来自个人经验而不是科学：记日记。请你写下你的预测——有关政治、事业、体重、股市等。请你不时地拿出你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较。你会惊讶于你是个多么糟糕的预言家。另外，请你读历史，不是事后的、成熟的理论，而是那个时代的日记、剪报、备忘录等。这会让你更好地认识到世界的不可预见性。

　　（向日葵摘自中信出版社《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康永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