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舅舅,是母亲的表弟。在他们那一辈里,他是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的一个。按理说,最小的孩子理应得到家里的照顾,可是,他年纪轻轻的,就走了北荒。
所谓的走北荒,就是从我们家乡那样一个末等小站坐上火车,往北,再往北。到了哈尔滨,再往北,具体到什么地方,我就说不清了。我那时很小,只觉得母亲他们那几天总是慌慌的,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直到这个舅舅走,大家都去村口送,我才明白,一个人的远行,对他的亲人来说,是多么伤感的事情。
我们那个村子有四十余户人家,三百多口人。新中国成立以来,走北荒的却不超过三个。
而我的这个舅舅就是其中一个。
什么是走北荒?
到北荒去干什么?
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神秘的种子。
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个舅舅还有口信传来,时间久了,口信越来越少,到后来,竟没了音信。有人说他下了煤窑,有人说他进了老林,有人说他在甸子里开荒,也有人说他在乌苏里江放排。说法不一,但每一种说法都引发我无限的遐想,他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些世界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让懵懂的我为之神往——北荒的世界真大呀!
七八年后,我的这个舅舅回来了。
人有三十几岁了,变得成熟,也变得有些陌生。去北荒意味着淘金,可他什么也没淘回来,只带回一个铺盖卷儿——走的时候,铺盖卷儿是新的;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旧、变薄了。
他的话很少,见了人只是笑。似乎还有些羞涩。
这样一来,背地里说他的人更多了。有一些说法混进了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堪入耳。
我的舅舅在北荒究竟干了什么呢?
很多年之后,他那七八年的经历才真相大白。
他既没有挖煤,也没有伐木,更没有开荒,至于有人说的放排,更是无稽的想象。他只是在齐齐哈尔的一个砖厂里烧砖,一烧就是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脸庞都给烧红了,人也变得瓷实了。
大概是因为有了火的淬炼,他的嘴也变得更严了。
他烧砖攒了两千多块钱,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初,许多人家吃饭还有困难呢,哪有能力积攒那么多的钱呀。我的这个舅舅却攒下了!他攒钱只有一个目的——给自己娶一个媳妇。他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母亲。母亲是改嫁到这家来的,和父亲生了他。父亲为哥哥娶了媳妇之后就去世了,而母亲绝无能力再为他操持婚事。
哥哥和嫂子对他也很好,可是一连生下四个孩子,家里的日子紧上加紧,恐怕一时难腾出手来帮他。
这就是他执意走北荒的唯一原因。
可是,他积攒的那些钱为什么没有带回来呢?
说起来就是故事——
他所在的那个砖厂塌了窑,对他最好的班长和两个工友被砸死了。他们的媳妇带着孩子赶来,砖厂一时充满了哀号之声,其状之惨,让人不忍目睹。他心里不忍,就拿出自己的钱分给那些女人和孩子。他的义举感动了一个亡故工友的妻子,或者说工友的妻子在他身上看到了家庭生活的新希望,便在丈夫周年之后,又带着三个孩子来砖厂找他。找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嫁给他。工友们见他一直单身,也都劝他,和那个女人一起过吧。那个女人还很年轻,虽然有三个孩子,可她的容貌并不至于辱没他。
可是,她、他的工友,他们又如何知道他的心思呢?
他看那母子四人也着实可怜,便把自己余下的钱通通给了她。
但是,他不能娶她。
他虽这样想,可他的举动反而讓那女人产生了误会——他一下子给人家一千多块钱,人家能不误会吗?于是,这场婚姻被众人认定为事实,甚至连砖厂的领导也认为他有了真意。他自幼口讷,分辩不清,情急之下,竟辞工回家,身上除了刚够回家的盘缠,什么都没剩下。
只是这些话,他不能对任何人说。
一个春天的夜晚,我回乡探亲,和我的这个舅舅坐在庭院里喝酒。他有些醉了,突然对我说起此事。这个时候,他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地。孩子们和鸡鸭一起在月夜下静默,只有我们的对话像不经意刮过的温暖的风。
我说:“没有了钱,回家不一样单身吗?”
他说:“那不一样。我虽然没娶媳妇,可我还是我。我如果和那个人结婚了,我还能是我吗?”
我说:“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点儿钱呢?”
“我没了钱可以回家,他们没了钱,连日子都过不了了。”
(有 光摘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4期,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