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回家

　　 1969年9月，我初到美国读书。在旧金山机场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时刻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那是个吓人的启蒙经验。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课本上的地名，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1972年，我打工存了钱，经欧陆返台。纽约到卢森堡的学生包机每人90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据手上的《每天十元游欧洲》，找青年旅馆过夜，也睡过公园，认识了人就一起去玩。有个人要去巴黎，我便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几个朋友，一起混了几天。吃饭，大家凑钱买几条面包、几瓶便宜红酒就打发了。这些来自各国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离去，大伙儿就在便宜小酒馆为隔日要起程的朋友送行。喝到太晚，第二天爬不起来，误了车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又喝到凌晨……
　　在罗浮宫，在乌菲兹美术馆我第一次感觉到“颜色”。从希腊的天空和爱琴海，我终于知晓蓝色有无限的层次和变调。在日内瓦，我看到一本美丽的画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壁画。
　　1988年到1991年，我随心所欲地跑来跑去。背起背包，住10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宾、尼泊尔、印度。
　　一次次的出走，孤独的背包旅行，让我看到许多山川和脸孔，见识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旅行为我打开一扇扇门。回了家，我阅读，追寻曾经触碰过的文化，关心去过的国家，远方的战争仿佛也与我有关了。
　　2004年，我成立“云门流浪者计划”。5年间，41位年轻朋友在“流浪者”的资助下到亚洲各国去学习，去奉献，去挑战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常有人问我，对“流浪者”有什么期待。我祝福他们带着新的视野和对自己的新观点重返生活，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