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改革再出发

【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2014年10月中旬某次演讲整理而成，以独特的角度解读这两次会议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于今读来，仍有收获。
　　在中国历史上，“三十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都说“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轮回”，但现实是往往三十年就会有大变化。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是这个意思。看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还真就差不多是这么走过来的。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8年;1949年后，“文革”之前是17年，“文革”10年，加起来又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开放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把一些事想得有点简单了，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什么意思呢？当时，我们脑子里想到的改革，不外乎就是从某个起点走向某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样呢？按照当时的逻辑来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就是失败：如果最后走到终点，改革就成功了;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改革就失败了。
　　但是，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它不走了，不动了。它不但不动，还把这种状态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想到的，但是后来发生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这样看来，我觉得可以把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分成两段，转折点是中国加入WTO、体改委被撤销、成立发改委，这些都发生在世纪之交。前面这十几年是真正改革的时期，后面改革的基本思路大部分是在这时候形成的。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都能感觉到，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当中，在有关的文件当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被提到，但是具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不但越来越少，政府还把过渡期间的这种状况定型为相对稳定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社会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产生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从这时候开始，人们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很难见到了，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一定记得那种氛围，年轻一点的可以看看相关纪录片，也能感受到。现在，那种氛围很难再感受到，社会变得越来越沉闷，死气沉沉。大家都感觉到现在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到了这个阶段，甚至很多好事被办成了坏事。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走向国际市场、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它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为了参与国际竞争，得把国企做大做强，国进民退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就在中间这里，一边是过去的三十年，一边是未来的三十年，我们正处在两个三十年之交。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召开的，它在这样的时间点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我不知道未来三十年会是什么样，路会怎么走，但是可以说，如果不打破这个僵局，后面的、未来的、所有的都谈不上。打个比方，前些年的社会有点像一辆车坏在那里，往前走走不了，往后倒也倒不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有人下来鼓捣这辆车，不但鼓捣了，而且一拧钥匙打着火了。所以，想要理解改革，关键就是看到这个僵局在被打破，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走向。
　　现在这场改革和上一轮改革有一定的继承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上一轮改革，它是一轮新的改革。这两轮改革要面对的问题，要改的东西是不完全一样的。上一轮改革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轮改革则要面对两个东西：一个仍然是原来的旧体制，旧体制在上一轮改革当中受到了一定触动，但当中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轮改革除了要面对旧体制之外，还得面临新问题，那就是在上一轮改革停滞那一段时间形成的新弊端。概括一点说，上一轮改革面对的是旧体制，这一轮改革要面对旧体制、新弊端两个方面。这一轮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上一轮改革。
　　旧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新的弊端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利益格局、一批利益集团，说得更明确点，即权贵既得利益集团。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的专家会说，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我个人的看法，这不是第一位，是第二位，第一位是要破除权贵垄断。最近一两年时间，中国陆续打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可以看出，权贵集团掠夺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对几百万、小几千万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兴趣了，案值动辄就是大几千万，甚至几个亿。
　　权贵集团不但获取了大量财富，而且垄断了中国相当一部分资源和机会。现在中国社会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机会在哪里？我觉得也就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垄断性国企，一个就是权贵。没有这两样背景，你想得到点像样的机会可能不容易。建立一个公平、规范的竞争时代，首先要破除权贵垄断。
　　我想到曾有一个叫吴向宏的财经评论人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民营企业为什么难以分享改革红利。吴向宏说有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找他，讨论最近一些关于投资的设想，说一个就被吴向宏否定一个。这个老板就有点不高兴，说：“我这十几年来白手起家赚了十几亿，现在还是按照原来的思路做，怎么就不行？”吴向宏就跟他说：“你过去做得很成功，但是你那些项目都是通过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合作，以小博大获得超额利润。但你一定要明白，现在时代的背景变了，现在可是一个自信的时代。什么自信？就是权力集团日益自信。刚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它不自信，很多事情不敢做、不会做，所以外包出去。和市场打了几十年交道后，它发现没什么可怕的，也慢慢学会了原来不会的。自己不能做，亲属可以做，同学可以做，不但可以做，甚至做得一点不比你差。这样，市场给你的机会就减少了。”所以，一定要破除权贵集团垄断，不这样做，市场就只能是权贵的。
　　转变政府职能是第二个关键，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怎么减少？假如另外一个学者在这里讲，他讲的可能是减少那些名目繁多的审批项目。我想没这么简单。为什么？你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十几年来政府审批的项目已经减少了2/3。但各位觉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了吗？没有，甚至有人感觉比原来更厉害。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审批，而在于这种权力的特点：无所不在，渗透一切，在这个地方找不上你，在别的地方一定找上你。打个比方来说，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来佛给他规定了审批项目吗？一个都没有。只是如来佛的手心法力无边。现在中国政府的权力有点像如来佛的手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设“有限政府”。在市场那里，法律没禁止的都可以做;在政府那里，法律没授权的都不可以做。权力有边界，才能解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问题。
　　所以，这场改革是新的改革，对一些问题要有新的思路。一些企业家朋友现在一见面就抱怨，说以前是饭也吃，钱也收，章也盖，事也办;现在是饭也不吃了，钱也不收了，章也不盖了，事也不办了。前段时间有人在会上跟某位领导人说了这个现象，领导人的回答是：不作为也比乱作为强。这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你不是不盖章吗？以后这章还真的不见得需要你盖了。这是真正的转变政府职能。
　　这场改革面临巨大的阻力，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克服。刚才说过，这场改革面临两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它想维持现状，把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既获取资源，又可以变现，它发自肺腑地说现在是中国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所以要把社会变革向前推进，非常不容易。
　　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国家治理问题。最近我常在想，过去一段时间，整个社会是不是误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人们写了很多文章去解读这次会议，但多数解读都认为它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包括金融、财税、土地、国企改革等等，但我的看法是：这次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更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一定要意识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全面”这两个字不是随便用的。
　　问题在于，怎么理解“全面”？不是这个也改、那个也改、都改，而是一定得找出一个贯穿统领它的东西来改，那就是国家治理问题。换句话来说，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变。这样，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时提出依法治国的主题，我们就完全能理解了。
　　怎么看待十八届四中全会？我觉得要把它放到总的历史进程中看。这些年法治倒退、公权力被滥用、社会不公加剧、经济社会生活失序，面对这些状况，十八届四中全会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转折点？判断的标准就三点：一是民众的权利能不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二是公权力能不能得到初步制约，三是经济社会生活严重失序的状况能不能得到基本扭转。我的判断，在可以见到的未来，这三个标准在现实中将会以这样一种顺序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可能明显改善;对中下层公权力的约束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放开;最大的弱项是对民众权利的保障，需要我们不断推进这个进程。总体来说，我们期待通过这场改革，能够构建一个公平、规范竞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