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事情做完了

带着平静的心情，100岁的黄苗子不再理会尘世的颂扬抑或诟病，潇潇洒洒地乘风而去。

　　作为晚年享有盛名的文化老人，黄苗子的身份有很多，从政治上来看，他既当过国民党的政府要员，也曾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还在“文革”时期蹲过秦城监狱，年过六旬则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临终前更拿到了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从事业上来说，曾经是上海滩十里洋场颇具名气的小字辈漫画家，1949年后则是闻名全国的文艺界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活跃分子与骨干，而其书法、绘画造诣，更是至今如雷贯耳，身价不菲。除此之外，还填得一手好诗词，写得一笔好杂文，堪称多才多艺。
　　而事实上，黄苗子的本职，是一名学者，而且是专门从事中国绘画研究的资深学者。从他年轻时撰写的《倪瓒年谱》算起，到耄耋之年审定出版的《艺林一枝》、《画坛师友录》等煌煌巨着，无疑为中国美术史增添了丰厚的内容，其影响或许远远大于他的书法艺术，可惜，在当今书画市场空前繁荣而学术研究门庭冷落的现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
　　或许黄苗子的本事太大，能力太强，朋友太多，以至于很难用一个领域来界定他的身份。正如他的夫人郁风那样，没有几个人会记得这位永远活泼美丽的女子，事实上是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多少年来，这对恩爱却不失情趣的夫妻，携手相伴，游戏于夏衍、启功、丁聪、王世襄、李德伦、范用、黄永玉等诸多文化界数一数二的人物之间，“双子星座”总是让人有着诸多羡慕与赞美。更难得的是，郁风的绘画，黄苗子的书法，又恰恰都是一等一的上品之作。或许是因为他们有着太多不同寻常的经历与遭遇，才会使得两人在晚年开出如此绚丽灿烂的花朵。
　　生离死别
　　可是，一切的美好在2007年4月15日之后就不再继续。91岁的郁风走了，在离开人世的几个月前，向来乐观的郁风对此就有所预感，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告诉你的只是这两天突然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感觉，也许是由于这两天不舒服嗓子说不出话，膝腿酸痛无力，而眼看着比我大的苗子比我强多了，他很早起来就赶活，写不完的稿，还不完的字债，还不断地听电话、接待客人……这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就是:我会早于他离开这个世界！……再精彩的演出也有谢幕的时候！大概是快到了谢幕的时候了，我不能想象这个家没有了我会是什么样子。一切都会习惯的……”
　　的确，郁风的离开对黄苗子确实有着不小的打击。虽然睿智的老人早已看淡生死，并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写过一篇名为《遗嘱》的文章，阐述自己豁达的生死观，甚至希望朋友们在自己生前就能把悼词、挽联等写好，“免得自己完全不知道”，不仅如此，若能互相朗读、批阅修改，那就更妙了。这番看似玩笑的话语，道出的是黄苗子的真实情感与唯物主义思想。正如已故漫画大师丁聪的夫人沈峻女士所说的那样，“他们这群好朋友在生死问题上的想法是很一致的，所以最终都选择不留骨灰，也不在这世界上给后人添麻烦。想念他们了，就去读他们的书，看他们的画，这样多好。”因此，95岁忍受着巨大悲痛的黄苗子，最终还是握起了笔，为妻子写下这样一段话:“郁风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是个永远乐观的人，她一生崎岖坎坷，但却慷慨多姿，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朋友、永留在那么广大的人们心中。她是个总为别人操心、安排的人，但自己不愿受人摆布，她最不喜欢别人为她哀伤。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这就够了。她是个魅力永存的人！”
　　这段话，既可以看作是老人为爱妻的送别，事实上也正是黄苗子对自己百年之后的态度。因此，在老人逝世后，三位子女黄大雷、黄大威、黄大刚共同发表了公开信，不举办任何追悼活动，不留骨灰，也不设灵堂。正如黄苗子所要求的那样，他们希望大家“只要记住父亲的幽默、达观、谦和就够了”。
　　面对谴责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失去爱妻之后的黄苗子多数时间都在医院静养，可屋外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却并没有忘记这位老人。
　　2009年春天，一篇关于告密者的长文引起了巨大风浪。是谁出卖了知心朋友聂绀弩，甚至不惜以卑劣的告密手段来换得聂绀弩的牢狱之灾……作者的文字充满着跌宕的情感，压抑的悲愤，极具煽动性。一时间，矛头指向了风烛残年的黄苗子。落井下石者有之，不明就里者有之，奋起反击者有之，而更多的则是人云亦云，仿佛发现了惊天大秘密一般，原本艰涩辛酸的故事被当作娱乐八卦那样，四处扩散着，谣诼与非议逐渐包围着黄苗子，越来越紧，越来越难。
　　斯时，97岁的黄苗子仍然卧病医院之中。他的病时好时坏，由于常常要做透析，颈部装上了呼吸器。了不起的是，不屈的老人一次次挺过难关，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当“告密门”瞬间爆发，事态愈演愈烈之际，原本院方和家属想采取隐瞒的方式，待风潮过后，再采取和缓的方式，将事件慢慢地告诉老人。谁知某位探病者的漏嘴，黄苗子一下子把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奇怪的是，老人既没有激动，也没有愤怒，更不打算参与其中，甚至多次告诫身边的亲人，不许他们去打名誉官司。理由有二，第一，该文作者是黄苗子老朋友的女儿，两代人的友谊原本深厚，甚至该作者的书斋名都是邀请黄苗子亲笔题写的。第二，老人认为比起文革中受尽冤枉的许多老友所经历的遭遇，这些经历根本算不上什么。始终信奉“不害人，也不被人害”原则的他只是悠悠地说了一句:“我是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据沈峻介绍，就在那段风波乍起的时间里，当年几位亲身参与的老朋友们根据文章所给出的材料一推算，另一位真正的“告密者”呼之欲出。然而，原本可以为自己洗刷罪名的黄苗子，面对谴责，却并没有再多说一句，更没有讲出可能是真正“告密者”的名字。他始终选择沉默。
　　并非是老人的精神境界有多高，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淡泊二字就能说得清、道得明。事实上，黄苗子那时所想的，是自己的“后事”。
　　完成“后事”
　　所谓的“后事”，正是老人与郁风一生精心的收藏品最后的归宿。黄苗子是一个豁达开朗的人，将自己的作品，大量捐赠给了国家。就在他卧病的几年里，陆陆续续在北京、苏州、上海与广东举办了多次“黄苗子艺术展”，值得一提的是，每次办展，只要身体允许，黄苗子一定会创作几件全新的作品来献给观众。比如，在苏州博物馆的展览上，他写了“三生花草梦苏州”几个大字，并把作品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在故乡广东举办的作品展上，他在家乡中山老屋门前的菩提叶上题词，以寄托一片思乡之情……
　　对于藏品，黄苗子与他的老邻居、好朋友王世襄一样，抱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豁达心态。自2008年起，遵守与夫人郁风生前的约定，黄苗子整理出历年来珍藏的数十件师友书画艺术珍品，并把它们陆陆续续都拍卖出去，随后用拍卖所得建立了“黄苗子、郁风慈善基金会”，意在培养艺术新人，扶持艺术创作，资助中国艺术史、文学史的学术研究。从2009年起，该慈善基金会每年向中央美术学院提供赞助，用于帮助40多名贫困生解决学费，支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2010年，依然在使用呼吸器的黄苗子甚至还亲自出席了基金会向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赞助51.2万元、设立“黄苗子、郁风助学金”的活动，专门用于帮助藏区唐卡绘画专业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正如黄苗子生前对老朋友沈峻所说的那样:“人家说我的人生多姿多彩，问我满不满意。其实，无所谓满意还是不满意。我这一生，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现在我的事情做完了。我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别人。”就在去世前的三周，沈峻还与黄苗子全家一起，在老人的病床前吃了一顿涮羊肉，以庆祝今年黄老的百岁诞辰。1月1日那天，黄苗子特别高兴，笑着说道:“我今天100岁了。”
　　“丁聪封笔以后，有一次偶然画了一盆吊兰。苗子看到了，还欣然题句‘相约两百岁，还要上黄山’。可见他是希望自己活到100岁的。如今，他也算完成了心愿。”沈峻说起黄苗子，没有太多哀伤，毕竟是看透了生死的人，对于老友，更多的是怀念:“和丁聪一样，苗子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总算老年赶上了好时代，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我们两家好朋友就像自家人一般，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地度过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如今，苗子又去了天上，同郁风大姐，同丁聪，还有那么多好朋友们再度欢聚，我想，他一定是很开心的！”

（作者：王悦阳    来源：《新民周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