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读《奉献树》,该书讲的是一棵树的故事,这棵树让一个小男孩吃它结出的果实,让他爬上去玩儿、在树荫下乘凉睡觉。大树和男孩都因此其乐融融。男孩长大后,大树又让他拿果子卖钱,用枝搭房,以树干造船。当男孩变老,老态龙钟之时,那棵已变成一个树墩的树倾其所有,让这位老叟坐在上面休息。每当读到最后一行“老树因此其乐融融”的时候,我总是泪流满面。
在美国,母亲的重要性就像苹果派一样。没有什么比她更神圣不可侵犯,也没有谁像她那样被赞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母性的无私使母亲拥有独一无二的道德权威,它过去被用来宣传禁酒、母婴健康、幼儿园教育、宽厚的少年司法体制,近来又被用于反对酒后驾车和改善枪支管理松懈的状况。
在一次聚会上,后来做了财政部长的着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也说了同样的话。萨默斯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生儿育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正如萨默斯所言,在现代经济中,三分之二的财富由人的技能、原创性和事业心—所谓“人力资本”所创造。就是说,那些尽心尽责养育子女的父母,用经济学家雪莉·伯格拉夫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中主要的财富创造者”。
但是,这种巨大贡献仍不值一文。对母亲价值的口头恭维飘在半空,就像天使的祥云一样虚无缥缈。在这个世界,母亲们仍要面对不被尊重、不被承认的事实。多数人,就像摇篮里的婴儿一样,认为母亲的照料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
给婴儿一个家,培养他的能力,这一工作的价值几乎完全被抹杀了。因此,人们常向全职母亲提出这样轻蔑的问题:“你一整天都干什么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餐喝酒时,一位没有孩子的女性朋友发表意见说:“在我认识的所有夫妇当中,你是唯一没有工作的妻子。”而那天我做了很多事:早上给儿子穿衣、喂饭,送他去幼儿园,然后找来水管工修理漏水的淋浴器,付账单,写一篇专栏文章,从幼儿园接回儿子,再送他到图书馆参加一个阅读小组,干了几件杂事,又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花了一小时。
20世纪70年代初,我给《MS》杂志创刊号写文章,讨论家庭妇女的经济价值。我统计所有家务活,确定每项的价钱,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份工作应得的报酬被大大压低,而且本应计入GNP(国民生产总值)。我那时自认为充满爱心,现在明白了,其实当时内心是带有一种同情心的鄙夷,或者说是带着鄙夷的同情。在内心深处我相信,在市中心办公室俯瞰着麦迪逊大街的自己,比那些在家推着扫帚没有报酬的家庭妇女要出类拔萃得多。“
母亲的工作不仅被忽视,而且还可能成为职场上的绊脚石。生儿育女算得上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但你不能把这写在个人简历上。
在美国传统的经济理念中,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是被浪费掉了。没正式工作的人虽说培养了孩子的人力资本,但她们自己却退化成了“废物”,就好像那些丢在户外慢慢锈掉的设备一样。培育品格,让孩子读书识字并渴求知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要求有出色的才能,而这在经济学家的算式中却被忽略不计。经济学对照料儿童的技艺不置一词,就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经济学家认为,生儿育女对人的能力有负面影响,他们总结说:“由于妇女在某些时期不工作,她们积累的工作经验比较少。而且在不工作的这段时期,其人力资本由于缺乏维护而贬了值,这就叫做萎缩。”实际上,女人带孩子时,唯一萎缩的是她们的收入和闲暇。
母亲的工作受到贬低,实际上这种情形无所不在。照看子女有时不仅得不到奖励,还会受到惩罚。
当然,照看孩子并不都是为了有所回报。正像《奉献树》的寓意,把孩子养育成人本身就是一份厚礼,这背后是母爱,是人类生活中最无私的情感。爱的工作怎能索取报酬呢?那在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它偏离了爱的本质。但是,即使照料的工作不是为自己,也不意味着要因此受惩罚。即使献身给孩子是利他行为,也不是说这活儿不费力气,不耗时间,只能让女性干而与男人无关。照料是无私的,却备受盘剥。正如巴尔扎克的名言所说:“母爱使每位女性降身为奴。”
时常有人计算家庭应付给母亲多少报酬。其中有这样一项计算:一位母亲不算退休、医疗和其他福利,每年工资就值508 700美元。这个天文数字是这样算的:先假定母亲承担17种工作,从看孩子、烧饭洗衣到打理家庭财务、解决家庭纠纷,再把每种工作按中等年薪水平相加。更合乎实际的做法也许是按中层管理者的水准估算母亲的价值,再加上一些额外的零星服务项目,如做心理医师、理财师、私人司机等。这样算下来,年薪10万美元不成问题—或者说比现在多挣10万。
里克·爱德曼说:“只有妈妈们这么傻,会白干活儿。”按他的爱德曼金融服务公司计算,应付给妈妈们50万美元的年薪。“没人有这么多钱雇一个好妈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母亲真是无价之宝。”
无偿的女性关爱不仅是家庭的命脉,也是经济的重心。大量的最新研究表明,无偿照看孩子所付出的劳动量比经济学家设想的要多得多。的确,它在规模上可媲美于普通经济中的大型产业。根据一些估计,即使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无偿的家务劳动上消耗的时间—其中大多与照看孩子有关,至少等于市场有偿劳动力的一半。而这类无偿劳动的80%,是由女性完成的。
这份不计时间与劳动量的巨大馈赠,简括地说明了成年女性为什么比男性穷困得多,尽管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她们劳动的时间都比男性要长。一本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用4页篇幅讨论贫穷问题,却没有提到这个事实,即穷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教科书的作者从没想到这种贫穷或许同以下事实有关:人类中有一半人的大部分劳动没有报酬。
在经济学里,“免费搭车者”指的是不付出代价而得利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无偿获益者。按这个定义,家庭和全球经济都是典型的免费搭车者,都仰赖于付出劳动,却没有或很少有报偿的母亲。
很有可能,母亲和其他照看自家孩子、病人或老人的人们依然故我,不计辛劳和后果。无论如何,母爱是世界上最可再生的资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理由终止对女性劳动的无偿占用—这叫做公正。
和士兵作个类比也许能说明问题。像母亲一样,士兵要为国尽忠,让退伍军人享受荣誉和物质奖励正是为了避免白白利用他们的忠心。公众也认为,应当重奖勇士们。例如,《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并不像军队福利后来的功能那样是招募新兵的诱饵,它是知恩图报的国家对其战士的报偿。“二战”后,没有人再奢望有生命能像诺曼底登陆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牺牲的士兵那样被白白利用。
出于同样原因,养育后代也是对国家效忠,这项工作主要由女性来承担,如果低估其价值,这是不公正的。母亲延续生命的劳动反而迫使她们成为社会慈善家,这是不公正的。唯独让母亲作出别人不曾作过的牺牲,具备别人不曾具备的德行—诸如屈尊牺牲个人的计划,以利他主义为生活旨趣,这是不公正的。德行和牺牲,在仅仅要求特定人群而不是求诸每个人的时候,就变成了下等阶级的戳记。
还母亲以公正不仅意味着“主妇工资”—这是70年代出现的想法,甚至不仅仅意味着让母亲的福利向退伍军人看齐。我们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包括工作场所、家庭、法律和社会政策的认可,承认必须有人担负养育子女、维系家庭的工作,而且,对于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就业上不应该歧视,在地位上不应该贬低,因而使其越来越走向贫困的险境。
有了这种认可就不会再有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劝说年轻女子走出去、受教育、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一旦她们有了孩子就会前功尽弃。这种认可也将根除缠绕着大多数母亲的时代错误:尽管她们像任何人一样勤劳,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勤劳,但她们在经济上仍是寄食者,就像儿童或残疾人一样。
对目前状况的流行说法是女性愿意要孩子,愿意接受接踵而来的后果。就像一位非洲旅行向导讲一群猴子时所说的:“带着幼猴的母猴非常艰难地跟着队伍。”但与猴子不同,人类有能力保证那些养育婴儿—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人,永远不被丢在后面。
(作者:[美]安·克里滕登 祝东力 译 来源:中信出版社《妈妈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