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上,越短的刀子越刺得深。
但文学不是武器。
文学家要“过去”要“现在”要“未来”。
尤其看重“未来”。
政治家只要“现在”,无视“过去”。对待“未来”像对待“过去”一样,是不在话下的事。
所以政治家为所欲为地摆布文学家,文学家翻“过去”、展“未来”给政治家看;不看,即使看了也等于不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轻轻判断是一种快乐,隐隐预见是一种快乐。如果不能歆享这两种快乐,知识便是愁苦。然而只宜轻轻、隐隐,逾度就滑入武断流于偏见,不配快乐了。这个“度”,这个不可逾的“度”,文学家知道,因为,不知道,就不是文学家。
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而索尔仁尼琴不为止。
点到这里可以为止。
把椅子放在桌子上,把桌子放在床上,把床放在屋脊上——文艺理论家就这样终其一生。在某国。
床自己从屋脊上下来,桌子自己从床上下来,椅子自己从桌上下来,这是聪明的桌和椅。笨椅笨桌笨床就定在那里不下来了。
太阳照着屋脊,不久太阳下山,夜,夜尽,屋脊上又显出床,床上桌子,桌上椅子——文艺史家就这样写下来,而且拍了照片。
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
欧陆文化精神的整体表现是忘言犹欲辩。
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大抵是这样。偏巧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本身先天性缺质,也就少有求质的愿望,于是纷纷顺势投入求形的潮流中。二十世纪至此已呈凋零。
一具锁,用一个与之不配的钥匙去开,开不了,硬用力,钥匙断在锁里。即使找到了与锁相配的钥匙,也插不进去——而且锁已经锈坏,别以为那个与锁相配的钥匙就开得了——在比喻什么?
“当真,为什么我们遇见一个畸形怪状的身体是不激动的,而遇见一个思路不清的头脑就难以忍受,不能不愤慨起来了呢?”
“因为,一个跛脚的人,承认我们走得正常,而一个跛脚的精神,却说我们是跛脚的。若非如此,我们就不致恼恨他们,反使可怜他们了。”
蒙田和帕斯卡尔之所以能这样娓娓清谈,是缘于都未曾见过一个浑沌的头脑能把亿万头脑弄浑沌,也未尝身受过跛脚的精神纠集起来把健行者的腿骨打断。
现代艺术是竹花。
到了壮年中年,想一想,少年青年时期非常羡慕的那个壮年中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恐怕是来不及了。
到了老年残年,“否”了者不必想,“是”的者再想一想,壮年中年时期非常羡慕的那个老年人残年人,是否就是目前的自己——是,那很好。否,那就怎么也来不及了。
而对于两度“是”者,还得谨防死前的一刻丧失节操。
(作者:木心 来源:《即兴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