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

一个18岁的男子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
　　1936年，齐邦媛12岁，张大飞18岁——那年，他们第一次见面。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关内。1934年，齐邦媛的父亲申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笔拨款，在北平（今北京）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两年后，中山中学迁至首都南京郊外的板桥镇。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家乡沦陷，亲人离散，无家可归。每到星期天，许多孩子就被齐邦媛的哥哥（当时也在中山中学读书）带到宁海路的家中吃饭。张大飞是其中的一个。齐邦媛印象中，张大飞很少说话，静静地坐着。“吃饭时，母亲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1937年的大年初二，张大飞和齐邦媛哥哥回家。那天下了雪，很冷，屋里生了火。在母亲的问起下，张大飞开始说起自己的身世：他的父亲，是“满洲国”成立之初的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接济且放走不少抗日的地下同志，被日本人浇上油漆，活活烧死。一家八口四散而逃，他和弟弟妹妹连夜逃亡营口，投奔姑姑，并进了当地一所教会办的中学。在教会的影响下，他开始信奉基督教。在“满洲国”，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他又一个人逃到北平，考进食宿费用全免的中山中学，这才有了安身之所。
　　齐邦媛永远记得那个夜晚——一个18岁的男子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从此，张大飞经常去齐邦媛家。有一次，他带来一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说那是他惟一的依靠。直到多年之后，齐邦媛才明白，为什么他落寞中，总有一种和平和宁静。
　　南京的生活，是短暂的宁静。一天中午，齐邦媛和哥哥，还有他的几个同学去爬附近的小山。“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那一刻，齐邦媛永远记住了他眼中的温情和关怀。
　　《圣经》扉页上有一句话：“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
　　两人的再次见面，已经是1937年10月。南京遭到轰炸，齐邦媛和家人乘船撤往汉口。在船上，齐邦媛母亲旧症复发，到汉口下船时已经昏迷，被送往医院抢救。祸不单行，齐邦媛的妹妹也吐泻不止，医生诊断是急性肠炎。两天后，瘦骨嶙峋的妹妹身体变得冰冷……13岁的齐邦媛，见到妹妹被一床白色的毯子包着送出，恐惧而又忧伤地去母亲的病房，正碰上医生对她舅舅说：“准备一下吧，希望不大。”齐邦媛就站在病房门口，听着舅舅的呼唤，寒冷、孤单、惊恐，一齐袭上心头。
　　这时，她突然看见张大飞从大门进来，跑着过来，齐邦媛刚停的眼泪又倾泻而出。“他对我说：‘我已经报名军校，十一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接着。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我手里说：‘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然后他疾步走出了医院大门。”
　　那是一本全新的《圣经》，扉页上有一段话，其中一句让齐邦媛深感温暖——“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母亲最终转危为安。
　　同年12月，父亲来到武汉，那是齐邦媛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他说：“我们真的国破家亡了。”战局异常惨烈，国军节节败退，国土接连沦丧。很快，武汉危急，齐邦媛一家又转往湖南的湘乡。两个月后，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第一句便问母亲的“身体如何？”他还说起参军的原因：报效国家，为父亲复仇。此后，齐邦媛一家辗转桂林、贵州，最后在“陪都”重庆安顿下来。
　　齐邦媛和张大飞的通信一直没断，两人几乎无话不谈，诗词、理想、人生……从张大飞信中，齐邦媛得知他投军后，以优良成绩入选空军军官学校12期，毕业后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1941年，他被派往美国受训，第二年回国，加入由十四航空队组成的中美混合大队，这支驻扎在云南、由美国人陈纳德指挥的空军部队，便是让日军闻之胆寒的“飞虎队”。张大飞写给齐邦媛的信，都是浅蓝色的航空信纸，装在浅蓝色的信封里。信封上，有很多“奇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南下——那些地点，是飞虎队驻防之地。
　　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1943年4月的重庆。19岁的南开中学高三学生齐邦媛正在准备报考大学。一天黄昏，一个小女孩跑来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等你。“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多年以后，齐邦媛禁不住喟叹：“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那年夏天，齐邦媛考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人还没住进宿舍，张大飞的信已经到了。
　　大学时光，情愫萌生。同样浅蓝色的航空信纸，内容却多了一分牵挂。一次“落地”（平安归来），张大飞难掩相思，写道：“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但两人宛如生活在两个世界。齐邦媛这边，生活虽然艰苦，却弦歌不歇；而张大飞那边，每天都面临血淋淋的宣誓，每次出任务，都在生死线上徘徊。
　　最坏的结果，在胜利前夕到来。
　　1945年6月，离日军投降还有两个月。月初，齐邦媛收到了一封哥哥的来信，两页纸。信中说，张大飞在 5月18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
　　齐邦媛的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张大飞牺牲后，航空队寄来一个很大的包裹，用美军的帆布袋装着，里面是齐邦媛写给张大飞的一百多封信。
　　哥哥的信中，还附有一封信，是张大飞写给哥哥的诀别信。
　　至今，这封信的字字句句，都烙在齐邦媛心上：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那天看到她自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暑假，齐邦媛回到重庆家中。
　　她面对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母亲也难于分辨她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
　　两天后，她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
　　“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周□□敬上。”
　　山河破碎，抗日军兴。即便是最平凡普通的情感，一经烙上战火的印记，也会变得慷慨悲壮。
　　如果，它是爱情呢？
　　那是张大飞的地勤同事。
　　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己褪至黄白色的信纸。是齐邦媛在南开高二时写的信，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只有经历过国破家亡的人们，才真正体会这意味着什么。那天，重庆陷入狂欢，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跑上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盛大的火炬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胜利之夜，齐邦媛却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度过。那天过后，齐邦媛郑重地把两人所有的来信都包在一起，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没想到第二年，在一次迁移中，这些信却不慎遗失，这成了齐邦媛心中永远的痛。
　　在那年11月，齐邦媛成为一名基督徒——她经过长期思考后，决定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张大飞。此后齐邦媛的一生，成了那个时代颠沛流离的缩影。国共内战期间，她去了台湾，在大学里任教，嫁人生子。
　　岁月流逝，她成了知名的学者。再之后……齐邦媛的故事，似乎到这就可以结束了。但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天意。1999年5月，齐邦媛去南京，偶然在地图上看到，南京有一座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她让出租车师傅带自己过去看看。56年后，在这片肃穆的墓园里，她和张大飞再次重逢。只不过，往日那个拥她入怀的英俊青年，如今却成了黑色大理石碑上的一个名字——“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那天，阳光灿烂，齐邦媛站在石碑旁拍照留念，无限温馨。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作者：李诚    来源：《周末报》2010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