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可能的话,在6月8日高考结束的这天下午,王理希望和其他同学一样,或者欢快地蹦跳到考场外等待已久的父母那里,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冲到操场上,把那堆“厚得恨不得堆成一座山”一样的课本和笔记高高地抛到一旁;甚至于,就像那个把高考作文题目《早》看成了《草》的女孩子一样,躲到教室后面的小花园里偷偷哭一场也好。
可惜,这个男孩什么也做不了,而是默默地待在学校的保安室里。作为一名肌肉萎缩病患者,他的双腿无法正常行走,连出入考场,也要靠保安搀扶。
不过对于回家的路程,18岁的男生并不担心。“我有自己的骑兵。”他笑着说,“不过不是马,简直是头熊。”
下午大约5点钟,一个高大壮硕的男生出现了。他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有打,直接蹲了下来,接着用右手挽住王理的腰,轻轻一蹭,王理就爬上了他的背。
这种默契程度是花费了6年时间磨练出来的。从初一开始,这个名叫毕明哲的同班同学,几乎每天都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接送王理。算下来,他差不多背王理走了一万里路。
“他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很多人这样评价说。
但这天下午,兄弟俩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见面就吹牛”,而是默不作声地走了一路。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毕明哲有些伤感地说:“今天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背他放学了。”
一直背下去
这和6年前的一幕颇为相似。那是毕明哲第一次背王理回家。兄弟俩也这么憋着,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当时都是临湘市实验中学13班的学生。在初一开学后的第二天中午,放学后,身为班长的毕明哲负责锁门。可他发现,教室里还坐着个男生,上去一问,才发现对方腿脚不方便,也没有人来接。
“我觉得他一个人特别无助。”毕明哲认为是这一点打动了自己,才决定送王理回家。
于是两人慢慢地从3楼下来,又绕上二三百米来到车库。自行车是毕明哲的父亲专门从广东买来的,是辆深蓝色的山地车。由于自行车没有后座,王理只好坐在鞍座上。
出乎意料的是,直至10分钟后把王理送回家,这个大眼睛的男生连句“谢谢”也没有。反倒是他的姥姥拉着毕明哲的手说,“我们真是遇上好人了”。
对此,王理的解释是,自己过去并不习惯和人说话,尤其是陌生人,“心里很害怕”。
自从学走路时发现了自己的不便,这个男孩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内向性格。他记得,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与别人不同”时,“我才这样自己弄明白了。别人可以在村子里跑着玩,我只能由家人抱着,勉强走两步也是踉踉跄跄,几乎没有人找我玩”。
他的父亲王玉虎也记得那一天,10多岁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他不能走路而别人却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父亲说,“还怕说多了孩子有想法。”
他只能告诉孩子这不是谁的错,不必责备自己。后来,他找到张海迪等人的传记资料,拿给王理说:“你看,世界上像你一样的人那么多,并不是你一个。”
这对儿父母能够做的,就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数年来,他们先后到过湖南、北京和上海等各大医院,花费了10多万元。得到的诊断结果也是五花八门——先天性肌萎缩、重症肌无力、韧带发育不全——至今,王理的病症也没有得到确认。
反倒是病情愈发严重了。两岁的时候,王理只是足内翻,走路经常摔倒;到了小学,双腿变得越来越无力,自己扶着墙勉强走几步;而上初中时,如果没有别人的搀扶,他根本无法行走。
大多数时候,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无聊呗!”王理叹了口气说,“什么电视啊、书啊都没心情看,连电话都不想接,就整天睡觉。”
他只能等待别人接他出去。上小学时,他的小姨曾骑自行车送他上学,但后来结了婚,就停止了;爸爸的一个朋友有时会骑辆摩托车接他回家;由于父母上班,他一直由姥姥、姥爷照料,姥爷也一度负责接送他,不过随着他慢慢长大,瘦小的姥爷也越来越吃力了。他有个弟弟,但还很小。
6年前的一天,非亲非故、也并不熟识的毕明哲,就这么偶然进入他的生活。一天放学,毕明哲遇到了前来接王理做理疗的父亲,突然脑子一热地说:“叔叔,以后接王理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这句“豪言壮语”并没有得到重视。王玉虎觉得小孩子可能也就是那么一说,并没有放在心上。毕明哲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第一反应也是:“你体育那么差,正好可以锻炼身体了。”
至于当事人自己,事后回忆说:“我当时也就是脑子一热,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倒是王理的感觉很奇怪:“我就是有一种直觉,他不会中途放下我,会一直背下去。”
太单调了
就这样,毕明哲每天需要5点半起床,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到王理家,然后两人一起赶着上6点半开始的早自习。而到了晚上,本来9点半就结束的晚自习,等毕明哲送完王理回到家,往往已经11点了。
每天他要接送5趟,来回大约3公里的路程。起初,毕明哲还是用自行车推的办法来接送,后来由于丢了4辆自行车,干脆选择了步行。
遇上下雨的天气,就由王理打伞,结果常常是两人的背全被淋湿了。而到了下雪天,毕明哲走路更是小心翼翼,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跌倒”。
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初二时,下着大雨,毕明哲因为打篮球左手骨折,伤势还没有好利索,就在接送王理的路上摔倒了,导致左手再次骨折。
因为这次受伤,毕明哲在家休养了将近一个月。王理也经常打电话来问候:“我当时挺担心的,不过后来又想,他身体这么壮,应该没事儿吧!”
而事实上,相比这些辛苦,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重复的无聊。
毕明哲算了算,自己80%的时间都和王理在一起。以至于曾经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去做个变性手术,我把你娶了算了”。
到了高中,在王理父亲的介绍下,两人又被分到了临湘市一中的同一个班级。他们更加形影不离了,连出去玩都在一起。有一回,学校组织大家去长沙的世界之窗,毕明哲背了王理一整天。
有时他忍不住冲母亲抱怨:“每天这样,心里很烦的。”结果母亲回复他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就要坚持下去。”
遇到烦躁的时候,毕明哲总用一个体育老师的话来平复心情。他过去长跑成绩很差,经常是刚跑上一圈儿就跑不动了,那位体育老师总会在一旁为他鼓劲儿说,“坚持就是胜利”。
“对我来说,小胜利就是把王理安全地送回家,大胜利就是一直这样坚持下去。”虽然毕明哲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一直”的期限是多久。
一个炎热的下午,毕明哲背上王理出门了。他们先是路过了一排小铺子,然后要爬大约二三十个台阶,到初中的学校去探望班主任。
还没走几步,王理就感受到了来自四周注视的目光。无论是卖喜羊羊玩具店的老板,还是走在大街上遛狗的一个中年女人,甚至于坐在巷子里洗空心菜的老奶奶,都无一例外地打量着,两个看起来怪异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趁着他们去上厕所的功夫,还跑过来悄悄问道:“那个男孩子是腿不舒服吗?”
不过,比这些异样的目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各种议论。“我们俩关系是很好,可是并没有好到不正常的程度。”一见面,毕明哲就澄清说。
更有一次,有同学议论他,肯定是拿了王理家人的好处,才会这样坚持背他,气得他当场坐在教室里大哭起来。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因此收过一分钱。
怎么报答他
为什么背王理这么久,是毕明哲被问过最多的问题。
而关于如何报答毕明哲的问题,也常被抛到王理这边,尽管他并不愿意直接回答。
“没想过。”他起初总是摇着头说。后来被问得次数多了,男孩终于承认自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将来可能根本帮不到他,所以想也没有用,就干脆不再想了。”
王理是一个电脑游戏的高手,有时候两人玩三国游戏时,如果遇到毕明哲扮演的角色被杀死了,他就会冲进去报仇——这几乎是他能为自己好兄弟所做的唯一的事。
对于他的这个心结,毕明哲故作老成地说:“男人之间的感情都是深深埋在心底的,哪里会说出来。”
他偶尔也会看香港电影《难兄难弟》和《古惑仔》,也喜欢唱beyond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也会像其中的大哥一样,照顾“幼稚小弟”的情绪。有一次,他觉得王理花钱太过大手大脚,就买了一个手榴弹形状的存钱罐送给他,希望他能够节约一点。
也有时候,他对王理会不那么客气。“我觉得他有时候不太懂事,也不太照顾别人的情绪。”
有一次,他背王理上5楼,好不容易爬到楼顶的时候,刚喘了口气说“好累”,没想到背上的人也跟着感叹说:“我也好累啊!”
“你能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吗?”平时好脾气的毕明哲发起火来。
提及这些往事,王理显得有些惭愧。这个性格直爽的男生说:“我感觉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对人特别差,好像高人一等一样,随便使唤别人,其实事后特别后悔。”
比如,有时候毕明哲接他的时候迟到了,也会让他心情不爽。“不过我后来想了想,他也不欠我的,我干嘛生气啊!”王理自我安慰道。
他已经在尽量减少麻烦毕明哲了。有时放假闷在家里特别无聊,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打电话让他出来接自己。“我还是老样子,躺在家里睡觉。”王理无奈地说。
由于天天趴在毕明哲的背上,他的衣兜里的东西经常往下掉。因此,他犹豫了很久才在高二的时候买了一部手机,而且从此尽量穿衣兜有拉链的衣服,免得麻烦毕明哲帮忙捡东西。
他和毕明哲之间发生的最大一次冲突也是因为健康问题。那是高一的一天,毕明哲骑着自行车,带他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玩。他们俩试着骑过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觉得“刺激极了”。毕明哲决定再试一次,没想到失败了,自行车连人摔倒了,重重地压在王理的腿上。
“混蛋!你这个混蛋!”王理用了最大的嗓门吼道。他心疼地看着自己多多少少有些残缺的双腿。小时候,他的腿做过手术,上面留着一条长长的疤痕。从那以后,他对各种疤痕都很介意。
毕明哲则不说话,一直默默地等着自己敏感的兄弟把怒火发泄完。
我们是兄弟
站在人生的路口,兄弟俩对未来各有憧憬。毕明哲希望能够读建筑系,这样可以为做建筑生意的父亲分忧解难。而王理希望能够学习网络工商管理的内容,“没准儿这样还能帮到老毕呢”!
但两个人的人生,也可能会因为高考而走进不同的岔路口,从此不再有交际。毕明哲说,自己现在还不敢想那个最坏的结局。
“你们俩已经在一起6年了,难道还要度过整个大学吗?难道天天在一起,不觉得腻歪吗?”有人忍不住问道。
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兄弟俩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毕明哲拍了拍王理的肩膀,“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所以在6月8日的这天下午,他一考完试就飞奔出教室,直接坐车来到1.5公里以外的临湘一中。
“我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那天还下着雨,王理和他共撑一把红色的阳伞,看似悠闲地走在他们曾经走了3年的小路上。
(作者:杨芳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