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2日星期天晚上九点,我在家看电视。手机突然响起,是我的老板MTV电视台亚洲区的主管。当时我是台湾MTV的董事总经理。“Tom,你可不可以到远东饭店来一趟。我和总部的几位同事在这里。”
老板的办公室在新加坡,我并不知道他来了台湾,更不知道总部其他同事也来了。电话中我没有多问,挂上后立刻换衣服。我知道:这是大事。
二十分钟后我走进饭店咖啡厅,寒暄过后老板冷静地说:“Tom,台湾分公司必须裁员。”
我回想起半年前,进入MTV台湾分公司的第一天,老板帮我办了一个风光的Party。五十位同事齐聚在会议室,老板高调地介绍我,同事们掌声响亮,甚至有些夸张。我像得奖者一样一边挥手一边走上台,然后简短却坚决地发表了我对公司未来的愿景。我看到台下半信半疑的眼神,我提高音量,试图把大家的怀疑压下去。讲完下台,掌声比上台时更响。但我没有得意,只有压力。当我接下MTV董事总经理的职务时,老板明确地告诉我他的期望:我请你只为了一件事——增加公司的利润。
多么直接、诚实的期望!他没有要我打造品牌、没有要我振奋士气,他没有要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要所有老板和股东最需要的,也是所有专业经理人最应该给的“利润”。
上任后,我才发现“增加利润”并非那么容易。方法很简单,开源节流而已。但实行起来,四处碰壁。
“开源”就是要多卖广告。境内广告主买广告时以收视率为标准,MTV是专业的音乐频道,虽有忠实的年轻观众,但收视率比不上一般综艺台或新闻台。收视率不好,广告就难卖。
“开源”困难,“节流”就重要。公司有五十人,每月的固定成本是沉重的负担。“裁员”这敏感的字眼,像农药或味精,看不到,但一直在那里,洗也洗不干净,直到某一天爆发出来。
上任半年后,它爆发了。在远东饭店,老板说:“Tom,我们需要你留下来,但公司必须裁掉一些人。”老板打开桌上的数据夹,拿出一张纸,“这是我们建议的做法。”
听到自己没有被裁,我的紧张消退了,但立刻涌上的是沮丧。
他打开的,不只是数据夹,也是一罐小虫。建议做法包括裁员名单,我看着那张表,上面一个一个的名字,像虫一样,从我的眼睛,爬进我体内,接下来几天几夜,不停啃噬我的内脏。
我已在外商公司工作十年,看过裁员的场面。大家都喜欢雇人,没有人喜欢裁员。我们喜欢把裁员的老板看成猪狗不如的冷血动物,但他们也只是在执行资本主义中一件不悦的差使。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快乐的事,如高薪、红利、股票选择权,但裁员显然不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对资本主义,对于“裁员”本身,并没有情绪反应。当时我在远东饭店之所以沮丧,是因为连建议的裁员名单都出来了,我却从头到尾毫不知情。以至于几天前,跟同事一起吃晚饭,酒酣耳热之际,我还拍拍同事的肩膀,毫无保留地激励他们说:“我挺你们,我们一起大干一场!来,我先干为敬!”
那晚的会议结束后,老板送我走出饭店。他说:“Tom,公司对你还是有信心的。这次整顿后,我们一起再把公司做起来。”我没有响应,面无表情,坐上出租车。回家后,我的沮丧慢慢变成冷静的分析。
我凭什么沮丧?凭什么摆臭脸?这并没有不公平。公司付我高薪,给我福利,事先就说得很清楚:增加获利。我也答应了,薪水也拿了、花了。现在我做不到,公司亲自来做。天经地义!我做不到,要让总公司的主管牺牲周末,大老远飞来收拾烂摊子,是他们该摆臭脸,不是我。
决策过程中没顾及我的感受?这是哪里?我是谁啊?这是一家公司,不是心灵成长班。我是专业经理人,不是精神科的患者。长大吧,王文华!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中,公司不可能时时刻刻顾及到每个人的感受。在你上任那天,公司非常顾及你的感受,给你办了一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Party。但那是特例,不是常态。你不能把福气当成空气。
再说,当你这个月没办法交出预算书上的利润时,你可曾顾及老板的感受?于是我的情绪很快就平复了。接下来一整夜我想的,是更深、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没能达成公司交付的使命?为什么我失败了?
(作者:王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