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立传的硕士生

25万字，300多页，26个农民的奋斗史，以展现现代中国农民群像的方式完成硕士论文——研三学生曾维康开创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先例，也圆了自己的“乡土梦”。
　　
　　乡土情结的苏醒
　　
　　中等身材，皮肤略黑，湖北口音，笑起来憨憨的。这个乍看没什么特别的小伙子，提起自己的硕士论文，立马神采飞扬。
　　论文的题目是《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那个村是曾维康生长的地方，他们中有为村里修石子路的乡镇企业家；有在窘境中“下课”的村支书；有身份从“民办”到“代课”再到“聘任”的乡村教师；有为逝者超度亡魂的乡村道士；也有赤脚医生、打工能人、走出农村的大学生、留守在家的老干部……
　　“如此集中、翔实地展现中国农民群像及其心声，在共和国新闻史上尚属罕见。作品不仅突出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民的原生态，而且为社会史、政治史、心态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颇有参考的一手文献。”曾维康的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说。
　　然而，曾维康最初决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硕士论文时，对这层意义并没有清晰的预见，只是最敏感、最柔软的那部分情感被触碰之后，泛滥般苏醒。
　　2009年春节，曾维康回湖北老家过年，正赶上雨雪天气，村里的土路一片泥泞。“这还叫一条路啊!”乡亲们的抱怨声不绝于耳。曾维康问村里的长辈：“这么多年了，村里怎么也不修一条像样的路?”问题一抛出，路过的村民们争先恐后、愤愤不平地跟他讲了一个下午。
　　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题，他顺藤摸瓜，从“一个村30年没有修起村公路”说起，完成了1.5万字的调查报告——《村级财政如何走向瘫痪》。报告总结出该村财政陷入瘫痪的“汉堡模型”：上有上级部门的催款逼债、乱收费、乱罚款、随意摊派各类集资款；下有农民增收困难，农户拒缴农业税费等各种矛盾。相形之下，村委会犹如汉堡里一块被“夹击”的牛肉，腹背受敌。
　　一种从未如此清晰的感悟冲击着他：“我在农村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曾维康说，其实，农民是一个渴望被倾听的孤独群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陪伴他们的只有牲畜；在外面打工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他们只是咬咬牙，生闷气。“但是，只要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对你掏心掏肺，你会发现，他们竟然有那么多故事。”
　　同时，他发觉，很多文学作品、新闻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并不完整，农民常常扮演“被代表”的角色。“我想告诉大家，现代中国农民到底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我的论文我的梦
　　
　　2010年4月，曾维康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老院长、Ⅸ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打给他的电话：“我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看完了你的开题报告，很激动，也很感动。你写的话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意义很重大……这是我家电话号码，有什么困难随时打给我。”
　　老院长的鼓励让曾维康更加坚定了通过论文来表达乡土情结的信念。
　　然而，对曾维康来说，这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作为一个当局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客观性?在价值判断上，写这二十几个老百姓的价值何在?不就是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吗?身边部分人的质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他仍然怀疑自己。
　　不能向前看时就多向后看看。曾维康想到范院长在谈及一本文集的出版时曾说：“我忽然改变主意，应出版社之约将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杂拌儿’结集出版，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朱穆之同志的一番话，想为年长、年轻的朋友提供一点‘向后看’的标志物，从而更加坚定‘向前看’的信心和勇气。”
　　“向后看”给困境中的曾维康带来了巨大的收获：那种对写作初衷的再一次追问，使他获得了重拾自信的勇气，他把这种收获概括为寻找到“最初的美好”——“为农民立传是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前的一个梦想。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
　　被这份实现梦想的美好“引诱”着，曾维康辗转鄂、湘、粤等地，历时3个多月进行采访，“任由‘农民在做什么，农民在想什么’这两个问题像一位总司令一样，对我‘颐指气使”’。
　　那段日子里，在湖北老家的田间地头，他干完了自家的农活，就跑到别人家的地里找老乡，挽起裤腿，戴着草帽，蹲在田边，给老乡递上一支烟，喊上一句：“大爷，您这地耕得好啊!”老乡便兴高采烈地打开了话匣子。赶上下雨天是最好的，乡亲们不能干农活，他就跑到老乡家里作采访。
　　在广州，他去找开“旅行社”的小老乡，原来“旅行社”就是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硬是被分了8个部分，向外出租。与老乡聊得晚了，他就睡在一坐下嘎吱晌的床上。他还找到从老家走出来的养猪能手，与他一起住在对面就是600头猪的房子里，臭气熏天。老乡问他：“小兄弟，你住不住得惯?”他说：“你跟猪待在一起11年了，我才待几天就受不了啦?”
　　2010年底，采访归来，他开始了“宅男”生活，猫在宿合里昏天黑地地整理录音达两个月之久。
　　奇怪的是，那么艰苦地采访，那么辛苦地整理材料，竞让曾维康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奋感，他终于体会到了作家莫言所说的家乡带来的写作灵感：“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时，就饱尝到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土地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
　　“我没有他的境界，我的幸福更多是一种兴奋，我兴奋地发现了一个‘大宝藏’，故乡都是值得好好挖掘的宝藏，是一个滴水藏海的宝藏。”
　　作品完成后，曾维康在论文的创作手记中这样总结支撑他的那份力量：“我觉得是一种爱，一种态度和一种责任。”
　　
　　从农村来到农村去
　　
　　我写这部作品如同一个命定的“归宿”，似乎又在帮我回答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回答是：“我从农村来，要到农村去。”
　　写下这段话时，曾维康已经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递交了申请书：“选择到基层工作，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召唤。这种召唤，来自我生活过的农村。”
　　“我放过牛插过秧，摸过鱼偷过梨，抓过蛇玩过泥巴，偶尔还拉帮结伙地打几次群架，基本上农村孩子的‘必修课’我从没有逃过。”曾维康说。
　　然而，去城里读高中后，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那么依恋的土地原来如此穷困不堪，“以至于都有点嫌弃它了”。那时，他学习的动力就像高中老师告诉他的那样，“读书改变命运”，“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终于，2004年，他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他没想到的是，这种对家乡的嫌弃，随着他真的远离家乡，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同情感”。再后来，这种“同情感”又演变成“使命感”——为什么我的家乡不能富裕?家乡的老百姓怎样才能富裕起来?
　　大学4年，研究生3年，他曾6次到东、中、西部农村调研。他发现家乡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最差的，在西部部分农民的家里，想吃一顿炒肉都难。他也发现江浙一带的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如果把江浙的发展经验带到西部去，或许能够解决不少问题。
　　“我的家乡河网交错，鱼米并旺，有一定的地域优势，但村民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和渠道有限，增收比较缓慢。”
　　“媒体上报道农民的柑橘、西瓜卖不出去，都烂掉了，还有的农民有‘致富经’，但缺乏资金和场所。我常想，如果我是村干部，能帮他们解决好问题吗?我觉得至少不会太难。”曾维康觉得，在农村，他有用武之地。
　　曾经，曾维康的理想是做“新闻高手”，因在本科期间发表了100余篇、累计20余万字的新闻作品而被保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但毕业找工作时，他通过努力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名选调生。
　　作出这样的选择，并非没有经过挣扎。去年年底，一位师兄给曾维康推荐了一份年薪十几万的央企工作，解决北京户口和编制，福利优厚，想了又想，他还是拒绝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无法说服自己。”
　　母亲听说儿子要去基层工作，说：“我不指望你了。”一想起60多岁的母亲在乡间劳作的背影，他就心酸。他默默告诉自己，如果他在基层的价值实现了，终有一天也能让母亲不再那么辛苦。
　　有人问：“你觉得值吗?”有人质疑：“曾维康你想当大官?”还有人说：“曾维康你真自私。”可是，他真的觉得：“我在一个村就可以帮一个村的人，在一个镇就能帮一个镇的人，哪怕只能帮上一点点。基层的工作总得有人做吧，生在农村的人都不下基层，还能等谁去呢?”
　　(龙蕾摘自2011年6月28日《中国教育报》)
（作者：俞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