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独自到处走走看看,但不喜欢跟团。在开封看了几尊泥塑,实在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不如跟在一个声音清脆的导游小姐的团里,听她讲些编来的故事。
太阳很大,在去翰园碑林的路上,她回头看我,说:姐,太阳太大,我们到树下歇会吧。
她叫我姐。我不好意思起来,她讲解得再有趣,我毕竟也不是付费的客户。我说:我会付你一部分导游费用。
她有些惊讶,还是接过了我递过去的十块钱:经常有散客跟着我们,大多不给钱的。
她的笑容有些疲惫,却很纯真:我叫春兰,姓李。春兰笑的时候,毫无心机,只是偶尔不说话的时候,眼神看着别处,充满了一种未知的迷茫。
一个文静瘦弱的女孩,一个尽量把导游当做一件乐事来做的导游。这是春兰给我的第一印象。
当晚我想在开封住下,托春兰帮我找间干净旅馆。她抽了游客吃饭的空儿,带我到了一间临街的旅馆说:“这里是吵闹些,但来了开封,不逛开封夜市不算尽兴,住得远了我怕你一人不安全。”
夜市上我遇见了独自一人的春兰,游客们都各自去逛了。几杯啤酒下肚,我们聊了起来。
和大多数从村里进城打工的女孩子一样,春兰家里的情况并不太好,她初中毕业就在家帮父母种庄稼。18岁,她到了郑州,在一个大排档极辛苦地洗碗。一年后,又来了开封,几经周折,因为性格活泼,才做了导游。
一个月后,因为陪远道而来的朋友去开封游玩,特地打了春兰留给我的电话,想请她作陪。
她一直关机。我们离开开封前一个小时,春兰的电话才打过来:姐,刚才手机没电了。隐约问那边有男人大声呵斥的声音。
她问了我们在哪个车站,便挂了电话。上车前十分钟,春兰风尘仆仆地来了,塞过来一袋小苹果:姐,你尝尝。从家里摘的,还不甜。
车开动后,春兰追了几步,一直在挥手,很合不得的样子。
朋友知晓这是我与春兰的第二次见面后说:我以为真是你妹妹呢。看她叫姐叫得那么亲热!
说得我也奇怪了,试想如若只是一面之缘,何以她费时费力赶来车站见我一面?
回到家,打电话给她,谢谢她特地送来的青苹果。春兰说:这有什么可谢的呀。姐,你知道吗,你长得可像我姐,我姐嫁到广西了。嫁得那么远,过得也不好。
原来如此,她对我,不过是寄托对她姐姐的挂念。
自此后,春兰发来一些短信,大多说带的团状况,或者,父亲生病,不开心,如此之类。偶尔也说买了新衣裳,认识的一个男孩在追求她。男孩很好,可惜家里是乡下的。
女孩家的事情,大抵也是这样琐碎。女孩的梦想,大抵也敌不过现实。
再见春兰,是深秋。是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有点感冒,拿了药,晕沉沉地想睡觉。恍惚间听到有个男人在呵斥谁: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叫你不要来吗?
有女子低声地道歉和恳求着什么。我远远看去,那女子瘦瘦的,似曾相识,一时间倒也想不起是谁。在那男人的推搡下,女子只得转身向这边走来,尖尖的瓜子脸,眼睛大大的,不是春兰还有谁?
她也看到我了,提着手里的大堆东西跑近:姐,姐。
想来是听到我声音因感冒而沙哑,春兰大呼小叫地扶我,好似我是重症。
没事,只是感冒了。什么没事呀。感冒很伤人的。走,我送你回家。她不由分说,架着我往外走。
我的小屋通常很乱,但春兰坚持一定要送我上楼。上了楼,她放下手里的东西,然后把我摁进被子里,自己忙开了。
昏沉中我有想过,昨天领回来的两千块稿费我随手放在书桌上。但困得严重,只隐约知道她在房间里忙来忙去,她什么时候走的我就更加不清楚了。
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了,房间里的整齐洁净让我恍惚间以为到了别人家,几乎不用的厨房里有一锅已经冷掉的小米麦片粥,我点了火加热,不一会儿便麦香满屋。吃了一半,忽然想起桌面上的钱来,端着粥过去看,失望爬上心头,钱不见了。掏出手机打春兰的电话,通了,没人接。再打,关机。
粥仍然很香,却吃不出味儿了。想起春兰毫无心机的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就当是请了一个贵一点的钟点工。
两天后我又再见到春兰,还是在医院里。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哭。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春兰。她抬头,大眼睛里满是泪水,看到我,哇的一声哭出来了,抱着我大喊:姐!
我本来还想责问她为何拿走我的钱,她这么一哭,我反而说不出话来了。或者她是骗子,我总应该听她说完她编的故事。
春兰到医院里,是来看她的儿子的。很难相信,这么年轻、这样腰身纤细的春兰会有一个儿子。春兰刚刚到郑州的时候,发现自己与刚刚分手的小男友偷食禁果而珠胎暗结。在她身无分文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当时她打工的那个酒店的一个客人,向她提出了一个建议:把孩子生下来,由他抚养,给春兰一点钱,签好协议让春兰从此之后不能再去看孩子。当时才18岁的春兰答应了他的条件,她的理由是那个男人是有点钱的城里人,孩子跟着他们,也就有了个好归宿。四年过去,春兰虽然偶尔也想一出生就没见过的孩子,但总归年轻,也没觉得怎么样。可前几天,那个男人却找到春兰,说孩子出了意外,由于血型特殊,需要她去输血。就是我在医院里遇见她的那天,她输了血后,求那个男人,让她见孩子一面,男人没答应。今天她是想来偷看一眼孩子的,但听护士说孩子的家人已经让孩子转院了。她想着很伤心,于是在这里哭。
我听得有些目瞪口呆。她的故事,离奇,却也真实,我不知应该信还是不信。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白纸黑字的说得很明白了,你永远不能见他。再说了,跟着你他能过得比现在好吗?说不定连医院都上不起!”男人匆匆而来,匆匆而走,他对春兰的呵斥终于使我相信,这不是故事。
从医院里出来,春兰说要急着赶回开封上班去了,她请了三天假,明天一早就得上班。
我想问钱的事情,张了几次嘴巴,都没问出口。春兰倒是说了很多。
姐,你一个人住,多注意。现在小偷又多。
姐,饿了也要自己做饭吃。
姐,有空到开封来玩。还找我,我不收钱。
公车来的时候,她快步跑走了,两条腿很长很直,背影看起来是一个时尚又美妙的姑娘。
我干脆学会换位思考,就当是把钱给了那个不知道自己亲生母亲是谁的四岁孩子。没有什么大不了。
只是,从此后,春兰发来的短信,我不回了。她打电话说来了郑州约我见面,我也编了不在郑州的谎言搪塞过去。
半年后搬家,收拾书桌时,发现很少打开的那个抽屉里的一角,整齐地放着一沓钱,用一张小纸条封住,数了数,整整两千块。我想了好一会儿,没印象自己曾这样整齐地放过钱。于是我想起了春兰。
忙翻看手机,才想起已经删除了她的号码,她也已经很久没有给我短信或者电话。
一个周末抽了空去开封,还是天波杨府,问了好几处,才有人说:春兰呀,辞职不干了。听说要到更大的城市去,不知道她在哪儿。
更大的城市是哪里呢?而春兰,你在那个更大的城市里,过得还好吗?
(孙松摘自《爱人》2011年第8期,马建刚图)
(作者:凌霜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