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好大雪

腊月里,冬天像是一台年久失修的鼓风机,把粗糙的北风吹得没完没了。
　　我们裹着棉衣或棉被在刚盖好的大楼里抽烟、打扑克等着工头回来发工钱。出来半年了,我们才领到了三个月的工钱。工头说他也没拿到钱,要找开发商去要。他开着轿车出去几天了,除了等,我们想不到别的办法。
　　下午,胡小兵正在那边打扑克,突然披着他的破被子凑到我身边,递给我一支烟,说:“叔,抽支烟!”我说我自己有。胡小兵硬是塞给我,还给我点着了。
　　胡小兵今年才跟他爹出来。几个月前,他爹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摔坏了腿,回家了。我想这小子,可能有什么事。
　　我抽了一口烟,说:“有啥事?”胡小兵嘿嘿一笑,说没事。
　　我拿出自己的半瓶酒,说:“来一口?”胡小兵还是嘿嘿笑着,接过去,咕咚灌了一大口。我也喝了一口,胸口立即暖烘烘的。在这冰冷的城市、冰凉的大楼里,要是没有一口酒,我怕自己会冻僵。
　　胡小兵喝过酒,脸色通红地说:“叔,我爹的腿不行了。当初以为是小事,可后来加重了。”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胡小兵又给自己灌了一口,说:“上个月我给娘打电话说给她寄一千块的,可那天我把准备好的钱给糟蹋了。”
　　“怎么弄的?”我问。
　　“几个哥们儿在一块玩牌输掉了一半——我本来想捞点,多给家寄点的。”胡小兵通红的脸上滚动着几滴泪珠,“现在我就剩五百了,我跟娘说过要给家寄一千的。我怎么凑也得凑够一千块。”
　　我口袋里也没有几个子儿。家里老老小小的,都张着嘴等我一个人喂呢!虽说我和胡小兵是老乡,可挣的都是血汗钱。
　　我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口袋里没有钱了,都寄给家了。胡小兵盯着我,说:“叔,就借一百,等发了工钱就还你!要是工头不回来,侄儿明年出来挣的第一张钱就还给叔!”
　　胡小兵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的。屋子里的人都不再乱哄哄地嚷嚷了,而是把注意力都送给了我和胡小兵。那时,屋内寂静无比,楼外是北风疯狂的尖唳。
　　我顿时感到尴尬万分。胡小兵脸上挂着的泪珠令我不忍再看。我翻了几层衣服,掏出两张藏好的百元票子,说:“侄儿,拿上,什么时候说还钱我就不再搭理你!”我说完,有些手足无措,夺过酒瓶一气喝干了。
　　“胡小兵,还差多少呢?”突然有人问。胡小兵哽咽着说:“三百。”
　　“既然答应过给娘寄一千的,就不能寄五百,差多少我们给你凑齐!别嫌少,拿上这五十吧!”一只只粗糙皲裂的手伸进了口袋。一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塞进了胡小兵的手里。胡小兵流着鼻涕,不住地说着谢谢。
　　我的鼻子酸酸的,出来半年我鼻子还没这么酸过。我朝窗外瞟去一眼,看见了随风飞舞的雪花。我说,北风得了势了,把大雪也叫出来了。我在外跑了几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雪片似乎把所有的大楼都塞满了。
　　我们一屋子人都挤到窗户旁,争着看大雪。不时有人说:“也不知道咱们家里现在下雪了没?”“咱家的雪肯定比这里的要大得多!”
　　那年,我们没有等到工头回来,就一起卷起铺盖奔向火车站了。坐在火车上,仍然看得见窗外的雪片追逐着火车飘飞。
　　(汪永丽摘自 《感动农民的68个打工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玉兰图)
（作者：连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