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致的外交“会晤”

友情无价

　　1963年，我在北大读三年级。有一天，系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帮助一个名叫姜锡柱的朝鲜留学生学英语。此后我就与姜锡柱同住一屋。白天我们分开吃饭、上课，晚上我辅导他一小时英语。因为性情相投，我们成了好朋友，学校组织什么活动，我都拉着他一起参加。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我毕业。

　　那个年代纪律严格，他回国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但我们都曾表示，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而努力工作。若干年后，姜锡柱担任了朝鲜第一副外相、内阁副总理。无巧不成书，我们都成为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在为推进中朝友谊出力。

　　2001年11月，我率外交部代表团访朝，终于见到了几十年前的室友姜锡柱。我们都异常高兴，并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朝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

　　2004年3月24日，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朝鲜的同志告诉我，领导（指姜锡柱）有交代，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

　　姜锡柱见到我后，显得非常高兴。

　　我问他英语怎么样了。他说：“太忙了，快忘光了，只记得一些单词，比如apple（苹果）等，已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

　　我开玩笑地说：“那都是我的过错，当时对你帮助不够。”

　　闲话一过，马上转入正题，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朝核问题自然是我们交换意见的一个议题。姜锡柱说：“中朝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们是唇，你们是齿……”

　　我说：“我们两国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俩是好同学、好室友。”他点头。

　　晚上，姜锡柱设晚宴欢迎中方代表团。

　　他先讲了一段话：“我代表金总书记敬老同学——中国外长李肇星和其他中国客人一杯，并借此机会向老同学提点意见。40年前，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有时还挤一个被窝。李外长也是我的英语辅导员。李外长学习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而常常到这最后一刻，老同学还偷懒，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指头上，用脚关灯。但关灯入睡后，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李外长翻身或伸腿时，灯就时亮时灭，影响了我的睡眠。我的老同学睡得香，学得好；而我学得不如预期的好，可能与此有关。大家看，今天我的老同学已是外长，我还是副外相。”

　　姜锡柱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致答谢词时说：“老同学所言属实，我深表歉意。但老同学夜里打呼噜的水平也很高，一个呼噜可以持续几十秒，且大呼噜中有小呼噜。我之所以能忍受，主要是出于要学习友好邻国呼噜的考虑。”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厕所外交”

　　2006年7月27日，我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来了，但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双边”会面的安排。

　　在一次会上，我发完言，离开座位出去“方便”一下。哪知道日本人很细心，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情况”，麻生带着秘书很快跟了出来。后来听说，他让秘书把住厕所的门，不让其他人进，自己赶紧进去找我。

　　麻生用英文对我说：“外长先生，我们好好谈谈。中日关系这么下去对双方都不利。”

　　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责任在日方。你们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首相为什么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出一个合理的交代，中日关系就难以恢复正常。”

　　麻生表示听懂了，理解了……

　　这次在特殊场合进行的计划外的交流效果还不错，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开了个头。

　　后来，不知道日本媒体怎么打听到了这件事，报道说，麻生和李肇星在双方都“方便”的地方进行了方便有效的双边沟通。这个故事被演绎为中日外长的“厕所外交”。

　　外交官在一起并不全是唇枪舌剑，有时也会有这种无伤大雅的闲聊。有一次我和麻生见面，正式会谈谈得不错，晚宴上有时间闲聊，夫人们也在场，谈话内容很轻松。

　　麻生的夫人告诉我，她家有个亲戚，在20世纪40年代到过延安，帮助过八路军，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借机“表扬”说：“日本人民曾经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过支持，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给过帮助，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

　　这时，麻生接过话茬儿说：“是的，日本妇女比日本男人心胸开阔、身体健康，平均寿命也比男人长。这方面，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情况都差不多。”

　　我好奇地问：“真的吗？为什么？”

　　麻生说：“你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反映在这上面。改革开放前，中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比中国男人多1岁；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一差距扩大到3岁。”

　　我一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看来麻生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下了功夫，对中国的事知道得真不少。

　　我反问：“日本的情况如何？”

　　麻生答：“日本女人比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多5岁。”

　　我问：“女人比男人长寿，这个说法可靠吗？”

　　麻生说：“这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日本女人长寿，除了生理原因之外，主要是敢说、敢哭、敢笑。相比之下，男人差多了。男人见了上级总是不敢说话，怕说错了上级不高兴；得到表扬不敢笑，怕别人说他骄傲；挨了批评或受了委屈不敢哭，怕别人说他态度不端正。前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日本女人流的眼泪是男人的5倍。”

　　说完这段话，麻生看了一眼夫人，得意地笑了。

　　麻生卸任外相后，仍然不忘老朋友。我不当外长后，有一次访问日本，麻生正在竞选首相。他在自民党党部见了我。

　　他的办公室很简单。我说：“你这么简朴。”

　　他谦虚地说：“这是向中国学的。”

　　他还说：“不管当不当外相，我们都是好朋友。”

　　几天后，麻生竞选成功，当上了日本第92任首相。

　　2011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已经卸任的麻生为加强两国动漫产业合作率团访华。他想与我见面。我没有别的时间，便早早起床，与他在我家附近——长安街上的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45分钟的早餐。结果，两人谁也没吃饱，却老习惯不改，就当时的国际热点西亚、北非等问题交换了看法，达成了难得的非官方的“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