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齐邦媛的时候,已是2009年,她85岁,《巨流河》刚刚出版。她90岁的时候,总结自己的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她教书育人,写作,翻译,提携后辈……一生都在奉献。
她桌上有个牛皮纸袋,装着“预立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向书”,靠墙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她坦然说到死亡:“我跟医生讲,万一我被送来,请你不要拦阻。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缠绵病榻。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不要哭哭啼啼,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什么是读书人的样子呢?
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抓获。6月18日,监刑官走进他的囚室,向他出示枪决命令。已在狱中完成《多余的话》的瞿秋白,此刻正在伏案写诗,听了后头也没抬,答:“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直到把诗写完后,他才起身去刑场,选了一块草坪,盘腿坐下后,对刽子手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然后慷慨就义——是读书人的样子。
2003年,作家苏伟贞的丈夫张德模因食道癌复发再度入院,知道没有离开医院的可能性,他还要求妻子:“带书给我看。”不是对未来时光有规划,只是读书人一生的日常模式,不打算因为疾病而断裂。苏伟贞每天带一摞书进去,再将他看完的一摞带出来。病情渐次危重,他把其中一本厚书掷出来:“这本不要了,我怕我来不及看完。”几天后,他进了急救室,再没出来。床头柜上的书,还翻开着。死亡,割断时间,使其成为“生前”与“死后”;阅读,令时间永恒,永恒到一句话、一条画过的横线。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这是读书人的样子。
最令人羡慕的,当属董鼎山。
2015年年初,93岁高龄的董鼎山给读者写了一封告别信:“‘向读者告别’——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写了上面五个字,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结束将近80年(14岁开始发表文章)的‘写作癖好’(我说‘癖好’,而不说‘写作生涯’)。”他老了,死神一直在追他,与死亡伴生的衰退、疲倦、软弱、病痛……都在追他。
他谢过最后几位专栏编辑、出版社编辑与有心文友,最后的话是:“再会了,读者朋友们。如有来讯,将使我非常开心,以解除我的寂寞。”
作为读书人的他,先行离去;他的肉身,在2015年12月,也安然静默。
这是我能想象的,身为作家,最体面优雅的死亡:结束最后一部连载,停下最后一个专栏,结束最后一部书的三校。不想出版的日记、信件烧毁,想留存于后世的交给助手。半生收藏的书籍,有价值的移交给图书馆,其他的谁爱看谁拿去。向所有人说过再见后,慢慢地,在近百之年,合上眼睛。
死得是个读书人的样子,真是至大福气。但愿我有。 (芊 芊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微信号i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