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郭刚堂,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的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的幼子郭振走失,从此他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来,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了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但18年过去了,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失子,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的儿子被人贩子抱走后,他曾发动亲友进行过拉网式搜索,但无济于事,于是他骑上摩托车,开始天涯寻亲。就像《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他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他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一张用旧的中国地图上,郭刚堂用红笔和蓝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标记着自己的足迹。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的眼神,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辛。儿子刚走失的一两年,他有次骑车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可他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看着老板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郭刚堂就眼泪上涌,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后辈,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他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舞团老板甚至想挖他过去唱歌。可在儿子走失之后,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郭刚堂一路乞讨、流浪。为了省钱,他找寺庙、道观借宿;怕跟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他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他也要硬挤出一张笑脸,求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很多人劝过他,不如重新开始。但即使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郭刚堂依然听不进去。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了。”付成至今仍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妻子张文革从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自己拦不住。最初几年,她目送丈夫骑摩托车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有年冬天,郭刚堂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发现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手指裂开口子。半夜实在骑不动了,他就躲在一个小土堆后背身休息,困意阵阵袭来,可零下30℃的气温,他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他只能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只有一次,他骑到大别山遇上大雨。山里的大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砸在他的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抱怨:“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吗?”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车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郭刚堂被卡在水泥桩中间望向悬崖,觉得跳下去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出“啪啪”的声响。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在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彭三源觉得,在无数寻亲故事中选择郭刚堂作为主线,除了十几年骑行寻子的故事具有天然公路片的架构外,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交织的过程中,郭刚堂更展现了人性中最坚忍的意志与爱,他是把无形的父爱具象诠释得最充分的人。可郭刚堂说,这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在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回家的路,一走18年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郭刚堂,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提供信息说,这孩子左脚上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当地警方公布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全家人屏住呼吸,用力倾听,对方告知的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一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见到孩子的那一刻,郭刚堂想扑上去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上。这次摔倒让郭刚堂瞬间清醒,他甚至庆幸眼前这个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他的儿子。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说谢谢她没有把孩子给养死。
  郭刚堂恨买孩子的人,但心里也承认,这些人养大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孩子,让他们有了家、有饭吃。“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这一跪,似乎是跟骑行岁月的告别。那之后,郭刚堂又去了一次浙江,骑了一万五六千公里,仍是一场空,那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在很多个借宿禅院的夜晚,同样的话,他听过很多遍。这么多年,通过不断地审视,郭刚堂跟自己说,也许该换个方式了。这一路,郭刚堂目睹了100多起车祸,许多人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起,车主都死掉了。郭刚堂决定,不出去了。
  对话郭刚堂:
  逼出人性最坏的一面
  记者:很多人因为你的故事而感动。
  郭刚堂:这些年,很多人说我是个伟大的父亲,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一点也不伟大,我是无奈,也缺乏在磨难后立即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所以才有了那些年的经历。再有,我很怕别人把寻找孩子的过程定义为“温情”,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无比残酷和现实。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记者:有哪些残酷的事?
  郭刚堂: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这是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梦寐以求的场景。但真实情况是,这种场景很少。我认识一对夫妇,历尽艰辛找到了孩子,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两口子忍了将近两年不去认孩子。高考结束后,两人在考场外等孩子,接下来大家想应该是个温情的场景吧?但不是,孩子的养父母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最后这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这才是现实。
  (阿 举摘自《新京报》2015年3月29日,张进刚、韦 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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